寻访重庆最后的 “原工商业者”

原标题：寻访重庆最后的 “原工商业者”

重庆晨报记者 周意立 摄影报道

今年94岁的唐承休在解放前做过多家公司的“职业经理人”，1949年2月创办建新棉织厂，解放后，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最后成为重庆织造厂副厂长。

唐承休是一个有性格、有骨气的人。在他从商的几十年里，诚信为本和坚持原则让他游刃有余又避免陷入一些麻烦。

唐承休：我们给抗美援朝部队生产毛巾

我叫唐承休，1920年出生在渝中区千厮门附近的姚家巷。我幼年丧父，屋头只有我们两娘母。母亲是个勤劳的人，她能做针线活儿，会绣花，一个月能挣七八块钱，这个收入在当时还是不错了。

初涉商海，失败收场

我6岁进入私塾念书，一念就是6年。那是个老夫子自己开的馆，不啷个收费。我们每个月给他送点礼就可以了。那时候念私塾都是跟到老师吼，不求解，估计老师也不一定讲解得出来。

后来开始兴新学，我就进到了广业学校上学，这是广东会馆办的学校，初小4年、高小2年。本来底子还可以，我进去就直接读三册，后来还是觉得简单，又读5册、8册，初小的4年我用两年半就读完了。

那时候的小学水平很高，老师都是大学生，还开自然这门课，讲天文地理，上课我们都听得很入神。再后来家里缴不起学费了，我就出去当学徒。

我当学徒是在一家字号，地方在打铜街。当时主要是做布匹生意，而布基本上都是从上海那边发货，在重庆本地销售。

我17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沦陷后，字号的货源没得了。再后来飞机开始到重庆丢炸弹，我和母亲只好从城头搬出去，到了南岸黄桷垭住到乡下。尽管打仗了，但组织还在。我和师兄一直在想能做点啥子。他们异想天开，说想做钢铁生意，我于是也参与了进去。我们找到永川一家钢铁厂，这个厂已经办不下去了。师兄们凑了些钱投资这个厂，我没得钱，所以成为厂里的会计。

这个厂还是有些基础，有3个煤矿、3个窑子，石灰矿也有。我们用的是土法炼铁，修炉子、洗焦……但几个月下来，我们所有的原料都用完了。关键是我们炼出来的是白口铁，只能用作铁锅、锄头这些，杂质太多，而军工厂当时需要的是灰口铁。

最后这些炼出来的铁都卖不脱，我们只好转让给一个姓彭的老板，他是开银号的，投进去的钱也拿不出来了。

漂在成都，替人打工

炼铁厂的生意失败后，我和师兄们继续商量着做生意。1941年我们决定去成都，那时候北碚有家大明厂做的土布还可以，我们就把这些布拿到成都去卖，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后，我们又在春熙路租了个门面，开起了服装店。当然我还是没钱，仍是做会计。

我那时候二十一二岁，爱研究市场。那时候内迁重庆的上海章华毛织厂复产了，我在市场恰好碰到他们的一个销售员，他们的雪花呢我看了，比起重庆另一家川康毛织厂的呢子好多了，我们把质量和价格都谈好了，就开始在成都合作，由他们发货，我们在成都做代销。由于价格好，生意很快有了起色。

那时候我们的服装店生意还是好，卖的衣服有春秋衫、西装和女士短披风，还有各种颜色的大衣。那时候一套西装可以卖出几十元，算是高档服装了。

那时候我的工资有30元，但我没有乱花，因为我一直谨记母亲的教导：做人要受得穷，不该要的坚决不要。而在那个时候只要不嫖不赌不跳舞，那就是好青年。年底老板还会发给我几十元的年终奖。

1945年，战争结束了，我们也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当起了小老板

回到重庆后，解放战争很快又来了。由于越来越乱，我回到重庆后没有做什么生意。1948年，我在大梁子一家百货公司做雇工，还是做会计。这家公司主要做百货批发的生意，卖毛巾、袜子、牙膏、牙刷、礼帽，这些东西都是上海来的。那时候凌汤圆也在做，聚兴城银行是他的后台，他做得大。

再后来法币开始贬值，物价乱了，百货也就做不起来了。

1948年，我有次看到一些人在用土法梭机织毛巾，这是个季节性工作，旺季要请工人，淡季把人放了就行了。后来我进城，和师兄弟说起这个生意，他们都说可以做，他们一共借了我3包棉纱，一包有40饼。

1949年2月，我的建新棉织厂就在黄桷垭开业了，还请了十几个人。结果才做了几个月就解放了。到最后还有几百打毛巾卖不出去，还是通过以物易物，才把成品处理完。

给抗美援朝部队生产毛巾

本以为解放后就不做生意了，但有次恰好我到毛巾同业公会，遇到军需后勤部的，他们说政府支持我们恢复生产。当时抗美援朝刚刚开始，需要毛巾等物资，所以我还是决定恢复生产。

我们把重庆当时毛巾的生产能力统计好，把他们组织起来，帮他们领棉纱，他们织好毛巾后，政府就去收。每条毛巾上都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字样。

全行业的棉织厂加起来，我们当时给抗美援朝部队生产的毛巾怕是有几万打。那时候我们这种棉织厂弹子石最多，南岸其它地方也有一些，此外市中区和江北的刘家台、廖家台一带也有一些，我算规模比较大的。我有几个机头，一天可以做二三十打毛巾。

抗美援朝后期，我们的毛巾又成为商品，由百货公司订购。于是我们的生产性质也从开始的加工变成了订货。我做的毛巾牌子叫“帆船牌”，当时算重庆本地比较出名的牌子了，厂里的工人有50多个。

公私合营任第一副厂长

1955年就开始实行公私合营了，当时是做得好的才能公私合营哦。我们是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的。当时纺织这一块有我们，还有华纶、锦云几家，我们主要是做毛巾袜子，另外刘家台和市中区各有一家，是做衬衣、袜子和床单的。我们几家集中清产核资，全部合到江北黑石子，完成了公私合营，这就是后来的重庆织造厂，我是第一副厂长。

1957年，重庆的纺织行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生产毛巾这些针织品的主要就是我们，那些小的个体户就成立合作社，最后就成为了南岸的针织厂。

那时候黑石子还非常偏，交通不便，我们联系到轮渡公司，最终在此现开码头，得以让从磁器口下来的轮船在这里停靠，才初步解决出脚的问题。电也是大问题，那里没得电。

一年之后，我们听说石门有一个抗战时期上海迁过来的老厂，即以前的610纺织厂，厂区是空起的，这个厂区尽管都是木结构房子，但是有电。最后在局里面的协调下，我们并购了当时的华新厂，搬了过去。

正式生产后，我们的产品还是好，厂里的毛巾牌子叫“火炬”，毯子叫“光明”，袜子叫“新农村”。在当时，这些都是畅销品。织造厂当时还从瑞士引进了印花机。

退休后喜欢摄影、旅游、唱京戏

1980年我60岁退休，退休前我的工资可以拿到87.5元/月，退休后差不多有110元/月。

退休后，我主要做了些社会工作。当时工商联面临恢复工作，我做过重庆市工商联驻江北办事处的副主任，主持恢复工作。

1981年，改革开放在重庆开花，我们为了发展城市私营经济，也实行“请进来走出去”办起了公司，叫做“兴中公司”，位置就在今天的阳光城那里。总经理由以前的人担任，我是副总经理。

再后来开业没多久，重庆织造厂叫我回去修厂史，我就没做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回去修厂史了。修完厂史我去念了老年大学，学了摄影什么的，所以后来我的爱好就主要是摄影、旅游和唱京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