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性教育须从娃娃抓起


陈晓红

郭金元

袁磊

叶楚君

卫凤英
顺德区教育局副局长 郭金元
顺德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庭长陈晓红
顺德区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顺德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卫凤英
顺德大良君行社会工作研究及服务中心总干事 顺德心声热线咨询师 叶楚君
顺德本地知名作家、北滘中学教师 袁磊
上周,南都顺德发起性观念问卷调查,受访者基本同意“性教育长期缺失”这个问题。缺失的原因在哪?该谁来填补?针对妇科医生、法官、社工,乃至教师等提出的这些问题,前日,由南都顺德主办,北滘文化中心、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协办的南都顺德周末论坛在北滘文化中心举行,来自顺德教育局、顺德人民法院、顺德妇幼保健院、本土社工机构及学校的嘉宾出席,就《性教育,谁来做》的话题共同探讨。与会嘉宾表示,尽管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很多,但学校、家庭最应对性教育负责。
未成年人人流、受侵害现象严重
来自顺德妇幼保健院的妇科主任卫凤英与来自顺德人民法院的法官陈晓红在论坛开始之初提供了两项数据。
卫凤英说,每次大的节日或假期一过,该院人流室的人流手术量便会明显增加,其中不乏未成年人,“特别是学生,我们见到最小的做人流的11岁,最小的引产的13岁,曾经做过15岁的剖腹产。”
作为医务工作者,卫凤英感到痛心、无奈,但也指出因按规定做人流需要家长(监护人)的陪同,而未成年人因害怕让家长和老师知道,最终放弃正规医院而选择上一些不正规的诊所去做手术。非法的、不正规的诊所以牟利为目的、治疗方面不正规,加上术后女孩不敢跟家长和学校说,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会出现人流后的影响和并发症,对身体影响很大,严重时会导致不孕,对孩子身心产生影响。
陈晓红是顺德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批庭庭长,她透露了一组数据,指从2010年起,涉及未成年人性侵害、甚至是强奸的案件数在逐年上升,目前从检察院送来的案件中,每周都有一到两宗甚至三宗,频率很高,顺德区未成年人被侵害的形势比较严重。顺德外来务工者多,寒暑假子女到顺德来,但父母没有时间管,故寒暑假成为了案发高峰期。
卫凤英和陈晓红的说法引出的涉未成年性心理和性侵害问题引起了与会嘉宾的思考。
曾从事教育行业,后创办了本土社工机构君行的叶楚君认同“性教育缺失”的说法,但她也从过去她做过的心理咨询和社工服务时接触到的个案中引申提醒,关于性这件事,困扰未成年人的不仅仅是性侵害。
叶楚君说,她曾接触过对自己性取向认知发生错乱的学生,觉得自己喜欢同性而感到彷徨,因这是不被传统道德观念上接受的,“但是目前没有正确的指引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另外,叶楚君也提供了另一个案例,指在顺德区维权站曾接到个案,女孩的年龄约十四五岁,怀孕了,但是她不是被侵害,而是双方自愿,而男方家长愿意收留女方,女孩家长觉得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援助,“类似的个案都给我们敲响警钟,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如何对性行为、性道德、性发展这些方面有一个更深刻、更长远的认识。”
从幼儿开始教育,社会可形成互通机制
“性教育缺失”问题延展到最后,便是对策——— 实施性教育到底是谁的责任?
对于责任主体,卫凤英直指爸爸妈妈是小孩性教育的第一位老师。她认为性教育应该从幼儿园开始,牵扯到幼儿园教育和家庭的教育,为什么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家长有缺失、老师的认知也有缺失,首先家长和老师要有正确的认识,只有正确认识之后才能去教,严厉的骂打是不对的。“作为医生,我们承担的角色是青春期的性教育,学校跟我们有联系,但是学校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一个学期安排一次讲座,谈论的问题也不深,只讲一些基本的安全防范。”
陈晓红、叶楚君、袁磊等认同卫的观点。袁磊更站在家长的角度对卫凤英的说法延展来开。他说,性教育是很大的问题,包括性安全教育等,3岁、5岁的时候小孩就有性别意识,就要进行安全教育,小的知识别避讳。关于这些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教育的方式有很多,可以借鉴国外的方式进行游戏教学,“不喜欢的男生就不能抱你”等。
顺德教育局副局长郭金元则表态说,作为学校,在此问题上也是责无旁贷,“对性教育问题我们必须认知,但我反对放纵。”他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其主体定位应该有二,一是要教会学生全面认识性;二是“知道不等于去鼓励尝试”,故此学校一定要关注对性教育的社会责任,以后要慢慢强化,“你要了解没问题,但是学校会提醒你要有危机意识。”
至于该怎么做?郭金元指学校教育就需分阶段来进行。在小学时期,学校是通过男女活动的规范来完成,到了中学阶段,要根据心理和生理需求做好引导安全保护,如何正确对待。
其他嘉宾则分别从自己的领域来补充,指形成社会合力有助于使整个过程更为完善。如卫凤英提及在已趋完善的顺德社区医疗制度中增加相关健康教育知识,叶楚君提出将来自社会的资源整合形成互通机制,可减少政府投入资源投入事半功倍等。
观点碰撞
性教育缺失,缺的是专业人才
对于未成年人的性问题,嘉宾们一致认同其原因是性教育的缺失,顺德教育局副局长郭金元坦承了这一点,“媒体的报道正反映了我们的短板”。
站在教育部门的角度,他指性教育首先应该作为社会科学来看,学校该做的是传授知识;而国家曾在1984年出台一个相关意见,且于近年再次提出,要求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这是一个包括了性教育在内的多元课程,“专项性的教育是没有。”另外,学校开展性教育定位存在问题,“我们性安全都是关于如何保护好自己,从心理咨询也好,规范行为也罢也都是围绕安全问题,对解读性的科学知识,我们真的缺,我们也缺少专业人才。”郭金元将这个“专业人才”寄希望于医务工作者。
家长的认知和教育更重要
本地知名作家、北滘中学教师袁磊不认同郭金元“专业知识应该由医院来传授”的观点,“因为医院的工作是缮后的。”他认为社会有必要达成几个伦理学的共识,如果社会的基本的条条框框大家都懂了,基本工作就完成了。最重要的角色是妈妈,一定要很早就普及知识,例如5岁的时候告诉小孩,内裤以内的地方除了妈妈谁都不能碰,这样就能避免很多悲剧,因为很多性侵是熟人。但现时大多数时候妈妈面对孩子的疑问,都会说“问这个干什么”,“这就是缺失。”
卫凤英同意袁磊的观点,指在认知性的方面,不仅是小孩,有时候家长的认知也不够。曾经有个14岁的女孩经怀孕6个月了,妈妈还认为是月经不调,妈妈的知识太缺乏了。
叶楚君接两人的话题,称小朋友很小就会提出各种问题,“我是从哪里来”,这给成年人一个反思,性是与生俱来,与生命是密不可分,“我同意其他嘉宾说的,我们对性不需要避讳,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教育更开放的话,等于我们是更接纳自己。”
嘉宾发言
按照整个性教育综合体现来看,早期的学前教育主体还是父母。在小学时期,学校是通过男女活动的规范来完成,到了中学阶段,要根据心理和生理需求做好引导安全保护。但是一些心理教育可以交给社会机构来完成。
——— 郭金元
从我们经历的(强奸)案例来说,家长是最重要的主体,看到被伤害的小孩,真的很心痛,有时被告也是小孩。我觉得也不能天天怪学校,发生事情之后,我们会说,父母当时做什么去了?
——— 陈晓红
应该从幼儿园开始,牵扯到幼儿园教育和家庭的教育,为什么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家长有缺失、老师的认知也有缺失。
——— 卫凤英
将来自社会的资源整合起来,有一个互通,跟教育部门的政策结合起来,就不需要政府投入太多资源。
——— 叶楚君
性教育是很大的问题,包括性安全教育等,3岁、5岁的时候小孩就有性别意识,就要进行安全教育,小的知识别避讳。
——— 袁磊
统筹:南都记者 陈宇 何帆燕
采写:南都记者 何帆燕 见习记者 曹嫒嫒
实习生 苏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