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北京城的拆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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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在“理想国书房”人民东方出版社举办了《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新书发布会。作者孔庆普和特邀嘉宾朱嘉明、柳红、雷颐、祝勇、茅玉麟、康志保、刘文祥畅谈了老北京城的变迁史。

作者孔庆普于1950年代开始主持北京城墙、城楼的拆除工作,前后历时20年,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消亡,也记录下了古老城墙、城楼、桥梁的建筑结构。如今,八十六岁高龄的孔老,将从未面世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版,揭秘老京城的变迁,还原古建筑的风貌。更重要的是,书中指出拆除指令到底来自何人。

在发布会上,孔老谈到:“现在梁思成被抬到一个过高的位置,其实保留完整的老城墙在当时是个难以实现的理想。新中国建国时,北京内外城共住了约39万的人口,后来的几年内人口增长到80万。这么多人的生活供给需要运进城,生活垃圾需要运出城,老城门背不起这样的重担。民国政府时期,物资短缺,老百姓以混合面充饥,没有大量食物需要运进城,所以老城门基本够用。而市政可以说无人管理,百姓把生活垃圾和煤渣直接倒在胡同的地面上,经年累月,胡同街面高过四合院地面,雨天水会倒灌到院子里。东直门外的垃圾堆到半城墙高,孔老小时候和伙伴儿们顺着垃圾山可以一直爬到城门楼子上。逼仄狭窄的老城门当时根本满足不了生活供给和垃圾的进出需求。当时的西便门只有3米宽,过两辆板儿车还要错下身儿。复兴门只有5米宽,门洞很矮,稍微高点的轿车就会刮蹭到顶盖。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使北京城又有了备战需求。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城墙上被开了6个豁口。豁口一开马上成为了人车川流不息的小城门,老百姓图方便,不走城门,在就近的豁口进进出出。尝到了甜头的人们开始纷纷写信给《北京日报》,呼吁政府多开豁口,方便大家的出行。所以说当时改造北京城墙并不完全是某几个领导人的行政命令,也一定程度上是顺应百姓改善生活的强烈需求。当时的梁思成在看到这样的民生需求后,也就不大再提保留城墙的事情。当时的'梁陈方案'规划将政府建在西郊。不过当时我们刚建国,是没有能力在北京城外建起一座新城,也更不可能完成浩大的移民工程,不说别的,建城的砖头当时都搞不到。”

“全面拆除北京城墙的起因是1956年北京市房管局想进行东单东四区的旧房改造工程,但没有砖头,于是向北京市政府申请特批使用城墙上拆下来的砖头。当时社会民主人士也呼吁,南城的城墙毁坏严重,不如拆了用旧砖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北京市顺应民意批准拆除龙潭湖豁口的200公尺的城墙用以进行旧房改造。在拆除时,区政府和市民也趁乱上去扒砖头,当时整个北京城极缺建筑材料的。再后来,北京市政府将拆城用砖的权利下放给各区政府,后来虽一度因保护文物的考虑被中央叫停,但在56至58年的两年时间里,外城的城墙已被全部拆除。”

如果说拆城墙是市民需求推动的,那么城门楼的拆除就难解释了,毕竟城门楼子并不是特别妨碍交通。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主张保留内城四角的城楼,还有一些官员主张只保留有审美价值的。而周总理当时下令修缮城楼。但是在一夜之间,因为刘少奇的一道政令,修缮变成了拆除。孔老和他的同事强压下胸中的胀痛,眼含泪水开始拆除城楼……

城楼的拆除始于西便门。西便门的门洞狭窄,过几个人都要错错身儿,更别提走车了。西便门旁还有一条铁路经过,铁路两旁有大坡,马车爬这个坡非常困难。所以当时社会人士拆除西便门的意愿很强烈。另外主张拆除城门的官员从西便门开始拆,主要考虑到它是个小城门,历史价值相对较低,拆除所受到的舆论阻力稍微小一些。1952年西便门被拆除,从此开启了浩荡北京的城门拆除史。1953年,拆除广渠门瓮城、阜成门瓮城、左安门瓮城和箭台;1954年,东直门箭台,右安门瓮城,德胜门成台;1955年,广安门瓮城和箭楼,宣武门;1956年,广渠门城台、广安门、阜成门、左安门、安定门箭楼;1957年,朝阳门、朝阳门箭楼和箭台;1957年,东直门;1958年,东便门,右安门,永定门,崇文门;1969年,西直门。从1956至1958年的两年间,大部分城门楼都已经被拆除完毕了。

孔老还谈到:“北京以前是个水乡,湖泊河流密布,所以桥也多,像白石桥、虎坊桥、甘石桥、天桥……基本上现在以桥命名的地方,当时都是有水有桥的。而哪里是没有桥的?只有三处:北新桥没有桥,厂桥没有桥,达致桥没有桥。关于北新桥有很多传说,但是我们施工的时候都挖了,根本没有发现桥。现在埋在地下的还有宣武桥、白石桥、甘石桥……这些桥都是我埋的,我舍不得拆它啊,当时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尽量争取不拆,把它们埋起来。” 孔老说到这些时,台下的听众很多都眼泛泪光,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参会嘉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祝勇说:“李自成在逃出北京城时,曾放了一把火把紫禁城烧了。后来顺治进北京的时候,大火都还没有灭。我现在想查当时明紫禁城哪些被李自成烧掉,非常困难。因为当时新旧王朝更替,没有人纪录下来这个,所以我们后人进行历史研究就很困难。但是李自成整个进京、出京的路线,我现在可以根据孔老的书把它复原起来,所以说这本书对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参会嘉宾武汉大学博士生刘文祥说:“从史料的角度上讲,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记录。对于这些古建筑,当初无论是修缮也好、拆除也好,这个决策过程,中间发生的争论,拆除之后大家的反应,全书都作了一个很好的呈现。我们可以从书中这种大量的历史细节中,还原当时人们在整个过程中的想法。”

参会嘉宾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我当时看到书中记录的西直门拆除过程时,被孔老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职业精神深深感动了。西直门是一座完整的门,地铁二号线的规划中只有拆除城楼和瓮城,但拆除期间正值文革' 高潮,市政工程管理处处于两派武斗时期,对拆除城墙和城门的事情无人问津,工程部队不了解情况,稀里糊涂地就将西直门全部拆除。孔老当时已经被批斗不能工作,但听说了西直门下面发现了元代城门,就非常想去看,想看但又不敢看。最后孔老还是托人带他去了现场,没有尺子,就用木棍测量了元代城门的宽度,还记录下来。我看到这里,被打动了,这是什么精神?是真正的职业精神!”

时值中秋,我们或许无福效仿古人,在银锭桥上赏西山之月(“银锭观山”为燕京小八景之一),但所幸我们有孔老的书,让我们于残片上体味老北京旧日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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