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沈从文的影响一直强韧
原标题：张新颖：沈从文的影响一直强韧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这段对话是66年前，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先生和他的二儿子沈虎雏的一段对话。正值壮年的北大中文系教授46岁的沈从文特别有世界的野心，要比肩托尔斯泰。但一年多之后，在他身上却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1949年以后沈从文写作被迫终止，只得改行去做文物研究。
从1948年始，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著作由此起笔，沿着他生命的坎坷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作者张新颖说，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 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写过一篇《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文章结束时候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尊重一个人生命的历史，尽可能把原初的东西呈现出来
记者：“上海黄浦江的外白渡桥上，参加游行的人群轰轰而过，在纷扰不远处，有一条小小的艒艒船。它在江上独自地飘啊飘，仿佛与眼前的热闹毫不相干。艄公醒了，也不加入人群，只是自顾自地捞自己的小虾子。”为何选择沈从文的这幅速写作为《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的封面？
张新颖：这个封面大致上可以解释沈从文和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封面上的这幅图是沈从文1957年在上海出差，住在黄埔江边上时，见到“五一劳动节”市民游行时画的三幅速写中的第二幅。早晨5点半他从窗口看出去，外滩白渡桥上正在通过游行的人群，歌声的海、锣鼓的海、红旗的海。可是沈从文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从这样一个时代潮流的中心（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隐喻），他的眼睛能够偏开去，看到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些船。6点钟的时候，渔船上睡觉的人醒来后拿来一个小的网兜在捞鱼虾。草帽那么小的网兜能够拉上什么样的鱼虾？可是他好像自己不知道一样，他就是在那很固执地捞鱼虾做自己的事情。
沈从文不是英雄，英雄是呈现抵抗姿态的；他也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是桥上游行的人。沈从文离你很远，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做自己的事情。不管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现在，我们大众的眼睛总是向着最热闹的地方看去，可是沈从文不是，他会把头偏开，看到偏离潮流的东西。他在一个角落里来捞鱼虾。这个所谓的捞鱼虾对他来说就是永远也做不完的杂文物研究。
记者：您在后记中提到看到《湘行书简》中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才感觉自己终于真正走进了沈从文的世界。您能谈一谈“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为何触发了您？
张新颖：《湘行书简》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它本来就是沈从文在一条河上写的东西，“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普通读者可能会把它当成自然景物描写，但其实这条河既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但人在这条河上生活，有船夫、有船娘……它和人的劳动、日常生活都连在一起，所以它又是一条“人”的河流。我从这里终于理解了沈从文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劳动、创作和智慧这些东西。这句话构成了我对沈从文人生的一个基本理解，以及他后半生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 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
记者：《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传记有个特点，“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沈从文自己的文字”，但这种写法也引起了外界的一些质疑，能否说说您自己的想法？
张新颖：我读传记有一个真实性的要求。我把直接引语，把引号去掉，改成间接引语，换成我的话来说，这个工作其实非常容易，但是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个东西呢？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特别希望看到原始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做直接引语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这是比较认真的回答，我还有一个开玩笑的回答。本雅明最大的理想就是写一本全部由引文组成的书，我也想有这个理想，但是本雅明没有实现这个理想，这本书也没有实现，但是引文占的比重已经够大了。由引文组成的一本书，它会带来特殊的魅力，我在这本书里试着改写了沈从文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变成诗，写了一组诗，确实全部是由引文组成的，这个不太正经的回答其实里面包含了写作上的实验。
抄书有两种抄法，第一种是周作人说的那种，周作人说你以为抄书容易吗？批沙点金，从沙子里面把金子晒出来，这个工作很难的。但是更现代的说法是本雅明的说法，我像强盗一样，把那些引文从原来的文本里面拉出来，让这些引文得到一个介绍。当然我在这本书里的抄法不是本雅明的，也不是周作人的，我要重现传主的生命历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能够达到九分的真，我一定不放弃。所以在这本书里，通常觉得不重要可以删掉的东西，可以使文本更简洁，比如具体时间，我会写9月27日怎么样，9月28日怎么样，9月29日怎么样，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28和9月29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你把这个时间省了，上下文本读起来很顺。可是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我就是要保留9月27日下午五点发生了什么。对于历史的研究者，我虽然出身于文学，但是出于对一个人生命历史的尊重，我要尽可能把原初的东西呈现出来。
少年时代埋下了做文物研究的种子
记者：一般我们会说沈从文的一生，以1949年为界突然被劈成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文学家，后面一部分是文物研究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您怎样看待这种断裂？
张新颖：这个断裂当然是外力造成的，时代、政治等个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这是最主要的方面。但我还想说，其实，沈从文的上半生和下半生并不是那么断裂，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生命发展的连续过程，只不过在这个生命发展的过程中，这条脉络是潜伏在下面的，潜伏到什么程度？潜伏到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程度。因为我们是后来人，我们会看到当时没有发现的对象。
沈从文在30岁时写了一本《从文自传》。他特别写到他20岁的时候，在陈渠珍身边给他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所以沈从文要给他晒书，给他清点文物，随之便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情，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面，用石头、用泥土、用线做成不同的东西，在漫长的时间里传下来了。他在这些东西里看到了这个民族在漫长时间里人民的劳动、创造和智慧。
当他20岁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将近50岁的时候会改行，他做的事情就是他20岁的时候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生命有一个密码，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埋了那么大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到他后半生的时候，线索就非常清楚了。所以从1949年开始再回过头去看1949年以前的沈从文，他的生命历程当中，除了文学创作的脉络之外的另外一条脉络就非常清晰了。他做文物研究的种子，其实从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不过这个种子发芽长出来的时间非常长，经过了20年或者30年的漫长时间。
记者：沈从文在后半生经历过很多精神上的困境，也曾有过自杀和精神崩溃的经历，他是怎么样从精神困境当中走出来的？
张新颖：一般人在困境当中，不太敢走到底。沈从文却敢走到底，他在1949年曾自杀过。其实当时很多人都面临那样一个时代，为什么沈从文的反应那么剧烈？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很重要，我敢在这条路上走到底，我就是死了怎么着？当我死了又活过来之后，当我真的想活了，就没有什么再可以让我死。以后我就不会再死一次。其实在50年代，60年代，特别在70年代，沈从文的处境比1949年的时候还要糟糕，可是他再也没有像1949年那样的举动。反倒是这个时间说不准，大致上1956年左右开始，沈从文非常安心地来做他的研究事业。当然他也不断地发牢骚，可是一边发牢骚还一边沉浸在研究里。我觉得精神上走到底还能够回过头来，对于他来说就是“重生”了。
记者：如果让您概括沈从文的后半生，您如何定义他？
张新颖：他是一个普通人，但这个普通人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挣扎着活下来，还要创造一番事业，对这个事业又一往情深，有无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普通人有无限的创造力，不断找事做，把创造力不断地发挥出来，突破绝境做事情。
记者：沈从文的影响现在还大吗？
张新颖：他的影响很大，虽不明显，但是很强韧。比如贾樟柯、侯孝贤，你们可能觉得惊奇，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字词句、人物形象的影响，而是更大的影响。侯孝贤1982年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后来不知道怎么拍了，但看了《从文自传》后，对一个人怎么看待世界、看待苦难突然有所醒悟，所以很容易理解侯孝贤会不停地谈沈从文。在文坛，很多作家可能觉得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但实际上却与他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