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科学家赞邓小平：恢复高考 给了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核心提示：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本文摘自：《那三届》，作者：张亚勤，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张亚勤简介：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