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车队初露锋芒南昌起义打响首枪

2014年08月26日 07:06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这支100多人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后来，队伍并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先锋部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主力。自南昌起义始，中共独立建军，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对峙沙场局面形成。

原标题：铁甲车队初露锋芒南昌起义打响首枪

周士第，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独立团中职位最高者。

图片来源：《黄埔军校图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

1925年2月23日，广州市人民公园尚名为“第一公园”，铁甲车队庆功大会在此举行。据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回忆，广州各界人士到场出席，现场人山人海，盛极一时。

南都记者刘雪摄

广州中山五路车水马龙，一旁人民公园林荫蔽道，是市民的一方乐土。这里是这座城市历史最悠久的市民公园，由隋至清的历朝官署所在地改建而成。昨日午时，初秋的阳光夹杂着些许凉意，公园南面黄色牌楼下，孩子们正踢着足球，嬉笑声、叫喊声不时传来。

时光回溯至1925年2月23日，这里尚名为“第一公园”。当天中午，一场盛大的庆功大会正在举行，庆祝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驰援广宁农民运动凯旋。据黄埔一期生、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回忆，广州各界人士到场出席，现场人山人海，盛极一时。

此次庆功大会主角铁甲车队的遗迹，如今已无踪可觅，仅在一些资料中尚存留有记载。根据周士第的回忆录，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主持组建铁甲车队，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担任铁甲车队领导，队部设在大沙头。

铁甲车队

通过人事改组，共产党掌握了铁甲车队的指挥权

1924年8月27日下午，由广三铁路机器部制造的铁甲列车完工。孙中山来到石围塘，视察刚刚完成装配的列车。

铁甲列车是用于在铁路沿线对部队进行火力支援和独立作战的装甲车辆。用铁甲将火车头和车厢包裹，车厢两侧开有多处大小不同的射击孔，列车正中顶端设有可旋转的炮塔，炮塔上装有机关枪。在当时，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作战装备。

孙中山对成立铁甲车队一事十分重视。《孙中山集外集补篇》中记载，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组建于1924年8月下旬。8月22日，他致信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着赵成梁将扣留之械内，交李縻将军驳壳枪一百七十五支，手机关枪十八支，及两项足用的子弹，为甲车队之用”。9月初，又发函给蒋介石，说组织铁甲车队，“此事关系党务、军事进行，甚为要着”，强调组建车队的重要性。后来，他再次嘱咐蒋，说苏联顾问李縻“专长甲车战术，一切需由其配备，乃能灵捷”，为铁甲车队补足装备。

10月14日，当孙中山移大本营至韶关督师北伐，他乘坐的火车，前头就由两辆铁甲车引导。这时，卢振柳为铁甲车队队长，苏联顾问卑连为处长。

共产党员入主铁甲车队，则是在车队完成一轮改组之后。《加伦在中国》一书中提及，当年12月1日晚，廖仲恺拜访加伦，加伦告诉他，有12名黄埔军校毕业生将被派往这一车队。他认为，这将从思想上加强车队同黄埔军校组建的新型革命军队之间联系。

这次谈话之后，铁甲车队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动：由廖乾五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从黄埔军校调集的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值得一提的是，这5人都是共产党人。通过这次改组，共产党掌握了铁甲车队的指挥权。

据周士第回忆，铁甲车队拥有官兵136名，为“三三制”编制，即队下辖3个排，排下辖3个班。驻地设在大沙头一幢四层楼高的洋房，外面挂着引人注目的牌匾，上书“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部”。

车队的生活紧张而活泼。队员们经常练习唱歌，最常唱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国民革命歌》和《工农兵联合歌》等。有时开完会，队长和队员们还凑在一起，表演唱歌、双簧，或是演戏。

然而，铁甲车队承担的任务却相当繁重。当时，孙中山大元帅府实际控制的地域主要是广九铁路（广州至九龙），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的一个狭长地带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广九线是广州连通香港的唯一铁路，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地位。

时值多事之秋，兵匪横行，孙中山将护路的重任交给铁甲车队，为他们配备有较为充足的武器装备：若干辆铁甲列车和一部分其他车辆；班长、队员一律配备“三八”式长枪，排以上干部配备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支手提机关枪。长枪和驳壳枪都是苏联所提供。

同年12月11日，奉大元帅府令，铁甲列车开抵粤西广宁，援助当地农民运动。1925年6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开到深圳，执行封锁香港和缉私任务。11月初，在深圳沙鱼涌一带执行巡逻任务的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遭到反动武装的猛烈袭击。战斗持续五六个小时，最后在周士第、廖乾五带领下突出重围，绕道回到深圳。这场战斗中，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等15人阵亡。

中山舰事件

在多数共产党人看来，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危险”

铁甲车队的使命结束于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在肇庆建团，该团在两个月后改为独立团，担任团长的是共产党人叶挺。铁甲车队被并入其中，此后史料再无发现有对此车队的记载。据周士第回忆，在独立团中，铁甲车队人员均提级使用，班长可任排长，排长可任连长。

虽叶挺独立团是由共产党人指挥的正规部队，原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吴群力在《关于叶挺独立团若干史料的质疑》一文中认为，独立团的政治和军事归属性仍明显未能超脱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樊篱。直至南昌起义前夕，中共建军一直缺乏3个基本条件：独立建军，独立军事实体与独立的军事路线。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共合作一直相安无事。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辞世，国民党分化为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两派势力，共产党人被卷入斗争当中。

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突然出现在黄埔，触发了国共历史上闻名的“三二零”事件。事后，蒋介石扣留了身为共产党人的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扣留数十名共产党人，并派出军队到广州附近紧急戒严。

这件事给国共合作带来伤害，逐渐演变成为两党决裂的罅隙。在多数共产党人看来，在一个靠武器达成决议的时代，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局势“很危险”。

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所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 1945）》一书中阐述，这件事之后，就如何应对蒋介石行为的问题上，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歧：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通过控制国民党机构，实现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则反对，他认为北伐可能造就如蒋介石、李宗仁等这样一批“新军阀”的胜利。他支持农民运动，试图通过武装他们，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

陈独秀还认为，鲍罗廷的主张会让国民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共产党。陈希望支持汪精卫的国民党左翼，以控制斗争不会首先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而是国民党右翼和其他党员之间。

很快，国民党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蒋介石“清党”的白色恐怖。1927年4月，在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杀，恐怖很快蔓延至广州、汕头、厦门、宁波和广西各地。在江汉之滨，汪精卫随之发动了“七一五”分共事变。

“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态度既然已经如此明白，我们不能静坐在这里，如鱼游釜底，等人家来处置。建议中央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防万一。”6月25日，蔡和森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说（萧克主编《南昌起义》，1979年版）。

南昌起义

参与将士中，不少骨干力量来自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

7月27日清晨，张国焘从汉口到达九江码头。码头上人流拥挤，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由武汉来此，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前往长江下游的上海等地。人们不断对时局交换意见，共产党人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试图为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造势。

在南昌，周恩来身穿中山装，提黑色皮包，刚刚抵达，住进了花园角2号的寓所。周是这场起义的筹划者；而张国焘则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阻止这场起义。

在共产党内部，意见并未统一。张国焘在回忆时表示“进退两难”，“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起义并无成功的希望”。但在恽代英等多数人看来，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由于意见不统一，原定于7月30日举行的起义，推迟至8月1日清晨。

参与起义的军队主力，为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十团，驻在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大部分，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留校学员和两个警察队、一个消防队，一共3万余人。相比之下，对方在南昌市内和近郊，只有朱培德第五陆军总指挥部及警备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团，第六军的第五十七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五团、八十团，南昌卫戍司令部等6个团，总计1万余人。

起义的枪声在1日凌晨2时响起，经过约4个小时，南昌市内和近郊的国民党部队武装已全部解除。下午，驻在南浔铁路线上周士第任团长的第四军七十三团，王尔琢任参谋长的七十四团，第七十五团一营营长孙一中串连的三个营，以“打野外”名义，用火车将部队拉出驻地，前往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师。

聂荣臻回忆，七十五团还只走到一半，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乘火车回来了。隔着一座铁路桥，他站在车门口大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聂荣臻忙叫跟随的一名排长朝天上鸣枪，张发奎慌忙跳车跑了，将他的卫队和一些东西丢在车上，这些人均被共产党人俘获。火车开到德安，聂荣臻部收到张发奎参谋送来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聂将望远镜连同他的卫队一齐放还了。那时他们尚未决裂。

参加南昌起义的将士中，不少骨干力量是来自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其中包括周恩来、恽代英、周士第、聂荣臻、郭沫若、陶铸等。此外，还有30多名女兵，她们大多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或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举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女兵大多分配到各军、师工作，也有一部分留在总指挥部，担任机要、印刷、通信和卫生等工作。

“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1日黎明，周恩来站在总指挥部一个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在掌声中宣告了这一消息。

国共内战

在会昌城下的肉搏战时，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军校同学

国民党当局很快调兵前往南昌围剿起义部队。2日，朱培德、张发奎等调集赣东、赣南驻军，“肃清南昌共产党”。面对这一形势，组织起义的革命委员会先后撤离南昌，南下前往东江。

起义参与者后来回忆，撤离的路途异常艰难。2.1万人从南昌出发，3天后赶到江西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山路，每日行军60里至百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50-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无挑夫。沿途得不到农军配合，因为农民闻风而逃。

李立三回忆：“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伕等事随时都有）。”

8月下旬，南下部队与国民党钱大钧部队在会昌发生激战，钱部败退筠门岭。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时任参谋团参谋的陈赓曾向其描述战争的情形。

在会昌城下，叶挺的第十一军和对方进行肉搏战时，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军校同学。他们当中许多人或是在黄埔时同队同班，或是在军队同营同连。不仅彼此认识，很多还是儿时的好朋友。在战斗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一些人一面混杀，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泪。

陈赓目睹这一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战士们往前冲锋。这一描述成为国共第一次内战的真实写照。

在随后南下过程中，共产党部队遭到广东军阀围攻。9月24日，共产党先头部队到达汕头，与汕头工农发动潮汕起义。占领潮州以后，发现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广东军阀陈济棠、徐景唐、黄绍竑和钱大钧等部，已从四面八方涌至这里。

6天之后，共产党人终寡不敌众，告败潮汕。据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徐以新回忆，贺龙、刘伯承、廖乾五和彭湃等人带两三百名士兵冲出重围，到了神泉港附近一个村落。贺龙要部队与地方党取得联系，设法回到湖南。随即，他们由彭湃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老乡和中小商人。租一艘大渔船，在海上走三四天到达香港。

在参与者张太雷、周逸群等人后来的报告中，打响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第一枪的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

其后，朱德和陈毅所率部队辗转湘南，前往井冈山。1928年4月28日，朱德与毛泽东所率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改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共产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道路。

黄埔旧闻

《宁汉国共总解决如何》

（十七日零时汉口专电）自宋子文侵（十二日）回汉后，此间空气似一变。汪精卫顾孟余孙科对革命群众及领袖，均有纠正文字发表。

鲍罗廷寒（十四日）赴庐山，相传偕某公子同行，刻何健部奉令集中汉口，汉宁问题、国共问题，似有共同解决势，武汉甚安谧。

（二十日午后五时三十八分上海专电）日来，南京方面风传张发奎与宁方面妥协说。南京广贴反唐生智标语，对武汉未提，与武汉对宁空气缓和相应。上游形势稍松。

（二十日午后九时上海专电）海军前派江贞等舰赴上游，现复加派通济、中山等舰，加防安庆大通一带。

李宗仁因熬夜患目疾，赴杭州调养数日。

（汉口七月十八日路透电）鲍罗廷现确在牯岭，陈友仁及其两女公子明日将赴该处。据传，宋庆龄业已离开汉口，反对鲍罗廷之传单满贴市中云。

（刊载于1927年7月21日《大公报》）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