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抗日献金自贡人创了个纪录

原标题：70年前抗日献金自贡人创了个纪录

成都商报 四川省档案馆

联合出品

本期协办单位：自贡市档案馆

档案资料提供：王江蓉

档案资料解读：自贡市档案馆 张国钢

“有的人说四川对于抗战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

———冯玉祥

1944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在中国战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战争导致我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大量工厂被日军损毁，国民政府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财政几乎无力保障军队抗日。担任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会长的冯玉祥奔波在四川的成都、自贡、乐山、眉山等地，倡导节约献金支援抗击日寇的将士。从年初到年底，四川各地的节约献金总额超过了5亿元，尤其是自贡，这个当时只有22万人的地方却捐了1.2亿元，打破了全国各市县献金纪录，居全国第一。

今天在自贡釜溪河边石壁上，还能看到当年冯玉祥挥毫写下的“还我河山”，透过这四个大字，我们仿佛能看到70年前那个夏天，自贡抗日献金运动那高涨的爱国热情。

献金运动

冯玉祥就献金运动发出公开信，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是献金之款全部用作慰劳前线士兵和购买大炮；第二是他为此打电话、写信、坐车、坐船，全部自己掏腰包，不要公家掏钱；第三特别要求，有钱人出钱，贫穷人不出，而且不能勉强别人出钱，要感动别人出钱。 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是抗战时期轰动全国的一场爱国运动，发起者正是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的冯玉祥。最初，冯玉祥还只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陪都重庆做募捐，他联系自己的老部下和一些爱国团体，分头去劝募，但毕竟范围小，而且冯玉祥在重庆并无实权，听他说话的人也并不多，献金运动陷入停滞。

到了1943年10月，冯玉祥一位朋友劝说他，让他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去发动发动，肯定会有成效。毕竟在陪都重庆到处都是大官，而出了重庆，副委员长对县市上的人来说，那肯定是顶到天的大官了，捐钱献金的面子肯定要给的。

冯玉祥觉得这也有道理，于是从1943年11月开始，沿着内江、自贡、乐山、眉山、成都这么走了一圈，历时三个月，于1944年1月回到重庆。当时的献金运动，一般就是先让政府把群众组织到一起，冯玉祥在现场演讲，然后群众自动捐献。这次到四川各地演讲，自贡捐了260万元，乐山捐了304万元，成都捐了1200万元。效果比待在重庆要好太多了。

第一次到四川募捐效果很好，于是1944年春节之后，冯玉祥再次出发进行募捐，并就献金运动发出公开信，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是献金之款全部用作慰劳前线士兵和购买大炮；第二是他为此打电话、写信、坐车、坐船，全部自己掏腰包，不要公家掏钱；第三特别要求，有钱人出钱，贫穷人不出，而且不能勉强别人出钱，要感动别人出钱。这些在当时都非常难得。

公开信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而战事紧逼，日军加强攻势，反而让后方的人越来越团结。

在泸县，伤兵们把用编藤椅、制雨伞义卖所得的1.2万元捐了出来，冯玉祥实在不忍收下，但是伤兵们一再坚持，最后流着泪收下了这笔钱。

在江津，一位姓于的女教师把手指上的金戒指取下来，托冯玉祥献给国家。这位于老师家里条件并不好，而且还有三个孩子，平日连肉都吃不上，她对冯玉祥说，“冯先生，无论如何要替国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国家好了，孩子们差不了！如果国家亡了，孩子们吃得越好越可耻，穿得越好越丢人！”

最感人的，是一个不满10岁的乞丐跪到台上请冯玉祥收下他乞讨来的10元钱。冯玉祥含着热泪把它高高举起，大声宣布：“这10元钱胜过富翁们的几百万元。”在场的人见状，无不感动，无不流泪。最终江津累计献金1600万元，金银首饰若干。

自贡首富

“在本市，人们交谈出口便是‘哪个买得起咧？除非王一公才买得起！’如此等等。人们因为王一公有钱，观念上就成了王一公就是钱，钱就是王一公；他们计算不清王一公的钱有多少，使他们羡慕，使他们警异。” 但是，这一年的献金运动中，最让冯玉祥感慨的地方还是自贡。

清末到民国时期，自贡都是四川出富豪最多的地方，原因很简单，这里产盐。尤其是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江浙往湖南、湖北运盐的通道断了，川盐成了唯一的选择，原本就很发达的自贡盐场借此大发了一笔。当时这一区域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被称作盐业老“四大家族”，尤其是王三畏堂，连四川总督丁宝桢都说他“富甲全川”。

清末民初，由于战乱和债务问题，加上家族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王三畏堂在民国初年宣布破产抵佃。但王氏家族的王德谦再立门户，依靠自己的经营，成为自贡盐场的首富，重现了家族当年的繁华。到抗战时期，日军又把江浙运盐通道占据，全国吃盐又得指望四川，也因此，自贡的盐场老板又到了发财的时间。除王德谦外，还出现了余述怀、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很具实力的盐商。

虽然是首富，但是王德谦却非常低调，这其实也是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清末民初，四川军阀把自贡作为掠夺的对象，他们不惜使用恐吓、讹诈、诬陷、绑票、关押、肉刑、公开抢劫等手段，对盐商进行敲诈勒索。所以在抗战以前，王德谦是终年不出大安寨老屋，更不到业务场所，日常起居都在他的佛室之中，各个井灶的业务动态都由他的保镖交给他。

足不出户，却是全城的传奇。在自贡，王德谦是财富的象征，被称为王一公，王德谦的族人，进步作家王余杞1938年曾这样写道：“在本市，人们开口便是‘哪个买得起咧？除非王一公才买得起！’如此等等。人们因为王一公有钱，观念上就成了王一公就是钱，钱就是王一公；他们计算不清王一公的钱有多少，使他们羡慕，使他们警异。”

王氏家族主张“穷不失其志，富不失其仁”，因此王德谦虽低调，但也不吝啬，王氏家族规定，“本祠佃户有六十岁以上者每岁给谷一石”，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养老金规定。而且他们对佣人和轿班都平等相待，在当地也有较好的声望。

不过，从现有记载来看，冯玉祥第一次到自贡的时候，是没有和王德谦见过面的。

全国纪录

自贡有24位盐商除团体捐献外，另个人捐献共300万元，还有77个盐商发起献金组织，约定每人每月献金1000元，直到抗战胜利。到最后统计，一共收到献金1.2亿元，这还不包括金戒指等首饰，自贡的献金创了全国纪录。

1944年6月，冯玉祥再次来到自贡，这一次，他在自贡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自贡有钱人多，如何让有钱人肯为国献金呢？当时自贡市市长刘仁庵觉得，盐商上次没怎么捐款，主要还是有顾虑，怕捐多了，成了出头鸟，今后有啥都找他出钱，所以建议还是按照盐的产量平摊献金数目。但冯玉祥下定决心，要先从有钱人入手，鼓动富翁献金，来带动一般市民捐款，王德谦和余述怀都被列为重点说服对象。

怎么劝捐呢？刘仁庵想了些刺激献金的办法，比如个人献金超过1000万元的，请冯玉祥出面，由蒋介石亲自接见一次。这对余述怀来说，太有吸引力了，他一个山货铺学徒出身，能得到领袖接见，那是多有面子的事情啊。于是奖励办法公布的同时，余述怀就表示自愿捐献1000万元。刘仁庵则立即让自贡的报纸报道余述怀的献金事迹，并请四川省主席张群嘉奖。而冯玉祥更是亲赴余述怀的60大寿家宴，并将自己乘坐的别克小轿车相赠。1944年冬天，他还兑现承诺，引荐余述怀到重庆面见了蒋介石一次。

王德谦也决定献金，不但要献金1000万元，而且还献了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和余述怀不同，王德谦淡泊名利，不想被宣传，也不想见蒋介石。但他很受冯玉祥爱国热情的感动，捐款之后，他发帖子请冯玉祥上大安寨吃“豆花饭”。王德谦见外人，真是很难得，要知道，刘仁庵作为自贡市长，还有管着王德谦的盐务局局长曾景南，都没有见过他。

在自传中，冯玉祥记录了这次会面，“有人对我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德谦吃饭，他被绑票，花了许多钱。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下山，谁请他也不去，谁找他也不见。这一次他听见说我又到了自流井，发动节约献金的事，他受了感动，他派代表来说了这个数目。我说：‘那样，我们应当见一见面才对。’他下了帖，请我们七八个人到他家里去吃饭。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时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堂屋挂着我写给他的对子。他有三个小孩，是跟着一位老学究读四书五经的，把孩子们读得面黄肌瘦。前头有五间房，都快倒了。我对他说，这些房应该赶紧重新修一下。”

模范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自贡一带的盐商富豪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献金运动中，有24位盐商除团体捐献外，另个人捐献共300万元，还有77个盐商发起献金组织，约定每人每月献金1000元，直到抗战胜利。到献金大会这一天，老人队、儿童队、妇女队、工人队，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打着锣，敲着鼓，吹着号，放着鞭炮，冲上献金台来。到最后统计，一共收到献金1.2亿元，这还不包括金戒指等首饰，自贡的献金创了全国纪录。

据当时的统计，1944年冯玉祥发起的献金运动，为前方抗战将士募集到超过5亿的款项。通过这次运动，冯玉祥在四川各地也看到了老百姓质朴的爱国情怀，“有的人说四川对于抗战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

（有关献金故事，参考了张国钢、王明亮、程龙刚、周劲等人的研究，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