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鄞县人，在废墟上的中兴志

原标题：一个鄞县人，在废墟上的中兴志

10年浩劫，中国文明进入“黑暗中世纪”。而西泠印社在“文革”开始后，再次陷入停滞。

孤山脚下的月洞门紧闭，丁敬的雕像被丢进西湖，吴昌硕的头像被卖了。在西泠印社文物处主任邓京的记忆里，“那时社员也不写字了，就算写也都是大字报。”

沙孟海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自然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逆境中，老人用文人风骨平心静气地等待时局的转变。

拨乱反正的年代终于到来，1979年的转折的路口，79岁的沙孟海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

这个前半生经历清朝、民国，后半生经历新中国的世纪老人，目睹了漫长的混乱和灾难。而中国的文化，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中激荡。

所幸的是，历史始终赋予沙孟海机遇，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再次挑起大梁。

一度陷入停滞的西泠印社，被遗忘甚至鄙视的传统书法，在沙孟海的带领下又一次走向辉煌。

黑暗10年

保留对书法和生活的热情

杭州龙游路15号，沙孟海的故居。“文革”一开始，这里就被“造反派”扫荡了，因为沙孟海曾经是蒋介石政府的职员。

抄家的时候，他和妻子胸前挂着牌子，跪在龙游路路口，等候“造反派”发落，不知道何时能吃饭。

不久，他就被关进浙博库房旁边的小屋“隔离审查”，不许回家，这一审就是三年。

他的好友、书法家沈定庵在多年后追忆时，还记得1971年来到杭州，经过浙江省博物馆，“从铁栅门望去，只见沙老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扫地，不禁为之太息心酸。”

对文人来说，扫地不苦，最苦莫过于不能写字、读书、做学问。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时候没有纸能写字，他就用日历本上的纸片。”沙孟海的儿媳方树枫说，“他对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文字都很珍视，每张报纸都会看得很仔细。”

隔离审查结束以后，沙孟海被放回家。从前高朋满座的家，在“文革”期间格外冷清。

沙孟海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鲍士杰，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依然敢上门拜访的“患难之交”。

“我曾经蹬着食堂借来的买菜的三轮车，毛竹片一钉，放个板凳，拉沙老去医院看病。”鲍士杰说，“可能因为这样，沙老和师母对我比较信任。家里有个什么事，沙老就会写个小纸条叫人送来，把我叫去商量。”

至今，鲍士杰还保存着好几张当年沙老用钢笔写的小纸条。

沙孟海在那个时候给鲍士杰写了不少大字，“我觉得，他是‘手痒’。”鲍士杰说，“因为‘文革’的时候没人可以交流，写字机会少，我找他写，老人家非常开心，还教我磨墨。”

没有正事可干的一代大师，闲在家中的另一大“工作”，就是给刚出生的孙子做启蒙教育。

这个孙子出生时，沙孟海还在隔离中。当方树枫抱着孩子出现，沙孟海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沙亮”。

“我觉得，那是他在逆境里，心中的一种希望。”方树枫说。

在儿媳妇的印象中，这个温和的老人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是平心静气的，“他和家人遭遇那么多不幸，我们却从未听过他有半句怨言。他连生活习惯都保持得很好，被隔离出来以后依然声如洪钟，气色红润，一喊话整栋楼都能听见。”

日本书法巨擘

小林斗盦受其感召入社

1979年，“天下第一名社”迎来重生的曙光。在西泠印社创社75周年的盛大庆典上，79岁的沙孟海被推举为第四任社长。

久违的印社雅集，名士云集。这些动乱年间的“牛鬼蛇神”们，终于得以再次挥毫，谱写传统文人的情怀。

沙孟海、王个簃、诸乐三，这三位吴昌硕门下师兄弟聚首在一起，百感交集。三人合作，王个簃画山，诸乐三画梅，沙孟海题字：“梅之清，石之寿，盛世文明，信今传后。”

从那以后，龙游路15号又开始门庭若市起来，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国内各大景点求他题字，好友的艺术馆建成也要求他题字，“来者不拒”的沙孟海晚年曾自嘲：“逢人皆债主，无地寄闲身。”

如此“债务缠身”的沙孟海，对西泠印社的社长工作，依然事必躬亲。这对常年社长空缺，或即便有社长也难见一面的西泠印社社员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时光”。

那时，日本书法篆刻界的名流不时登门拜访。日本书法界巨匠小林斗盦（音ān）、青山杉雨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沙孟海的魅力感召入社的。西泠印社是他们心中的一座丰碑，很自然的，来者无一例外要求拜见沙孟海。

“有时候，日本来的不是专业团队，只是书法爱好者，但沙老也会亲自来见，给他们写字，交流篆刻艺术，我们看着都有点不忍心。”邓京说，“但他始终觉得，弘扬书法艺术是他的责任。”

“责任”二字，一直“折磨”着老人。在他90岁寿辰的时候，沙孟海还在念叨：“人年纪大了要退休，但是责任心是无法退的啊！”

就在沙孟海出任社长的第二年，好友陆维钊病重。在病床上，陆维钊含泪把当时浙江美院的书法篆刻研究生教学计划托付给沙孟海。

现在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便是当年这个研究生班在“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他眼里，正是沙孟海把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推向现代学术高度。

1983年，西泠印社80周年大庆上，沙孟海明确提出篆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自立，并把它从含混的“金石”概念中剥离出来。“沙先生提出‘金石’作为学术与‘篆刻’作为艺术的根本区别，这一宏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社员表示疑义。几年以后，大家才开始慢慢改变了原来的看法。”陈振濂说。

5年后的85周年大庆上，沙孟海又提出西泠印社应当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

“中国以印聚社的团体非常多，西泠印社为什么成为‘天下第一社’？沙先生的主张是，成为学术核心，并在国际上产生主导影响。”陈振濂说。

再现兰亭书会

却拒绝补写“兰亭”碑

1981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江浙沪书法家齐聚绍兴兰亭。

时间倒退到公元353年，同样是三月初三，王羲之和亲朋42人，在兰亭清溪旁席地而坐，盛了酒的觞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即兴赋诗。

那一日，王羲之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而“曲水流觞”则成为文人雅集的千古时尚。

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兰亭多次遭强台风、洪水袭击，几个亭屋及文昌阁都被冲倒。

十年动乱中，兰亭更是一片惨景，王右军祠内到处破漏，《兰亭序》碑刻残缺不全，墨池枯水一潭。“兰亭”碑被砸断成四块，御碑四周石雕龙纹宝珠，全部砸碎，石栏推倒，石狮被“杀头”。

直到拨乱反正的年代，在有识之士的提议下，兰亭开始修复。那块被砸碎的康熙御书“兰亭”碑也被粘了起来，可惜，“兰”字无尾，“亭”字缺头。人们找到沙孟海，请他补写，一向“有求必应”的沙老却意外地拒绝了。理由是：平民不好补写御笔。

其实，他心里另有打算。1981年的那次书法盛会，沙孟海提议在绍兴成立书法组织——兰亭书会，发起倡议书。第二年，兰亭书会就正式成立了，沙孟海任荣誉会长。

1983年的三月初三，正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1630周年纪念。

沙孟海挥毫写下“一日千载”四个隶书大字。

那次盛会上，“历代《兰亭序》版本展”、“当代百家临《兰亭序》展”等活动轰动一时，沙孟海亲自书写“临兰亭序”作品参展。

1987年的三月初三，沙孟海、启功、沈定庵等23位中方书法家和日本艺术院会员青山杉雨、村上三岛等18位日方书法家共襄盛举，41位书法高手对坐在墨池两边，1600多年前的“曲水流觞”传神再现。

当羽觞漂流到沙孟海面前时，他举觞而吟：“中日能书者，嘤鸣求友声；交邦欣有道，万世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