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广东如何清理四人帮余孽：坚持治病救人原则

核心提示：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当年延安整风精神，初步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束缚。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任重、习仲勋（左二）、马文瑞、秦基伟资料图

本文摘自东方网，作者：佚名，原题为：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

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开拓者，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张德江

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在广东培植死党，安插亲信，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和在组织上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在弄清路线是非方面，却不够有力，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

正在这时，习仲勋来到广东。他以饱满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大量地阅读相关资料，一方面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广东的情况有了基本认识。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不解决干部队伍的这种思想状态，就谈不上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必须用整风的方式，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并研究农业发展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对省委个别常委在路线斗争、农业生产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及时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开展省委常委整风。省委领导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当年延安整风精神，初步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束缚。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

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一九七八年七月，习仲勋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宝安之行，习仲勋接触了基层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了很多新情况，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触很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

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由此进一步打开思路，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广东省开始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资料并加以研究，重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准备借鉴他们的做法，放手大干。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健民任珠海市委书记。三月五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县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根本一条发展生产

正在广东省实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时候，另一个历史难题——“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来。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后，粤港澳人员交流频繁，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顺口溜。事实也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一万三千元港币，相差达四十多倍。再加上受海内外“边境开放”、“广东要放一百万人去港”等谣言的影响，偷渡外逃在春节之后又一次出现高潮。

当时对抓住的外逃人员采取收容的办法。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也带来极大困难。

习仲勋同年六月出席惠阳地委召开的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时强调，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可以大大减少外逃。他还列举了深圳福田公社和沙头角镇近一年来发展经济取得的成功经验加以说明。治标，就是要在边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攻势，大造舆论，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刹住歪风。他要求，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把堵截工作做好。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为改革开放作重要贡献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只有两年十个月时间，但他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的南大门，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他虽在花甲之年膺此重任，却以不亚于年轻人般的工作干劲和进取精神，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无所畏惧，大胆实践，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二○○二年至二○○七年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是这样评价习仲勋对广东所作的贡献的。他说：“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广东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的时期。这期间，习仲勋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实现稳定，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统一思想，通过农村、工厂和一系列改革推动发展，通过探索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推动对外开放，四件事一气呵成，相辅相成。习仲勋同志根据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人华侨众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既着眼于广东的发展，又着眼国家的战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给广东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开放实验区。所有这些，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是办不到的。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开拓者，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还说，广东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都不能忘记当年由习仲勋同志带领省委“一班人”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都不能忘记习仲勋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在广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中央指出：

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一九七九年七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