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专栏:槟榔闲话

原标题：谭伯牛专栏:槟榔闲话

中国之大，似乎只有湖南与台湾有吃槟榔的风气。今天可能是这样，以前不是。

槟榔在国史上亮相，应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其时尚将这种来自遥远南方的异物称为“仁频(音宾)”。而最早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则似乎在汉和帝(89-105年)时期(杨孚《异物志》)。

自此，吃法分两种。一是“曝干”，或“以灰汁煮熟”，再“火焙熏干”，“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味道“滑美”。扶留是产于热带地区的胡椒科植物，古贲灰则是牡蛎粉，以二物混着槟榔大嚼，想想都觉得刺激。另一种吃法，比较简单，即生吃，据说口味“最快好”。其实，这就是湖南、台湾两地槟榔吃法的滥觞。

物以稀为贵。及至南北朝时期，南方司空见惯的食物，到了北方，竟成为非贵族不得亲近的奢侈品。朝廷用来赏赐(梁王僧孺《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宴会设为佳荐(沈约《竹槟榔盘》)，戚友相互馈遗，丧葬引为供品，士人们的日常生活，满是槟榔渣的味道。

梁武帝时有一个嚣张的大臣，任昉，曾对武帝笑称“我若登三事(称帝)，当以卿为骑兵”。他与他爸都酷嗜槟榔，他爸临终，还要吃口好槟榔才愿上路，可是剖了一百多个壳子，竟没一颗好的，死不瞑目。任昉因此抱憾，发誓“终身不尝槟榔”。

南朝刘穆之官至左仆射，然出身寒门，曾去舅老爷家吃傍片，一日，“食毕求槟榔”，舅老爷调戏他：“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不愧是将来要发达的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穆之嚼着槟榔，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倒是老婆看不下去，自此停了夫妻生活(“自此不对穆之梳沐”)。不过，后来穆之发迹，还是小小报复了一把，他请舅老爷来家吃饭，饭后的槟榔竟是用金盘盛上来，富贵之气逼人。李白诗“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就是叹羡这种暴发户的风采。

不知怎么搞的，自元、明以后，中国人就不那么普遍地吃槟榔了。据说曾被政府禁止，然史料无征。也就剩湘、台两地，还存了古风。清末，王闿运游北京，同乡大官张百熙以槟榔为新年礼物，他作诗谢之：“为思远物殷勤觅，莫笑长饥乞请多”(《张野秋馈槟榔》)；仍用了刘穆之的故事。

百余年后，在“疗瘴槟榔出瘴乡”(宋人李开先句)之地，为97%的空气湿度所包围，坐南窗下，嚼着槟榔，喝着啤酒，诵着湘绮先生的诗句，想着槟榔致癌的警告，扯着关于槟榔的粟壳，不禁sm i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