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稀世之珍琦

原标题：琦君，稀世之珍琦

小北/文

我读书杂乱，于文学并非格外在意。久闻琦君之名，起初以为不过如冰心那样的散文家而已，故未尝留心。及后干起编辑行当，仙枝荐引，识得蔡文甫先生之女蔡泽苹女士(蔡先生系台湾九歌出版社董事长)，欲引进琦君作品出版权，遂开始注意琦君其人，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

又知琦君为夏承焘先生之弟子，同为浙江永嘉人，其地离我家乡不过二百里。夏乃一代词宗，颇得名士刘景晨先生赏识。

夏承焘有诗“我年十九客瞿溪，正是希真学语时。浮世儿回华屋感，好山满眼谢家诗。”为琦君生日而题，写的正是其年轻时在瞿溪执教，与潘家往来之情景。而“琦君”这个笔名，亦照样来自于夏承焘。据琦君回忆，其名字乃因夏承焘取“稀世之珍琦”的“琦”字称呼于她，并按古礼缀之以“君”。遂可见，琦君学问之养成，颇受夏承焘影响之深。而琦君文中念兹在兹的恩师也多指夏承焘先生。

琦君，原名潘希真，生于民国六年，其同时代之女作家前有冰心，后有张爱玲。据琦君年谱，其亲生父母早亡，自幼被过继于伯父潘鉴宗。潘氏出身北洋新军，曾充任段祺瑞旗下之师长，民国初年颇得其志。其与温州富商杨雨农，名士刘景晨，及日后的词学大师夏承焘皆过从甚密。故常引夏氏至家中做客，少年琦君便受之熏陶，无限敬仰。国学功底深厚，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皆有所得的琦君，于二十岁入之江大学中文系，受业于夏承焘门下，饱学中西文艺。

琦君终其一生，以散文见长，而兼治小说、论述，又善于儿童文学。身后留下散文著作二十余部，以怀念亲情和记忆旧时江南为主的《青灯有味似儿时》《妈妈银行》《永是有情人》《万水千山师友情》等；小说名篇有《橘子红了》《钱塘江畔》《七月的哀伤》等；儿童绘本六部，《卖牛记》《老鞋匠和狗》《琦君说童年》《鞋子告状》《桂花雨》《玳瑁发夹》；翻译儿童文学八种，《傻鹅皮杜妮》《凉风山庄》《比伯的手风琴》《李波的心声》《爱吃糖的菲利》《好一个馊主意》《小侦探菲利》《菲利的幸运符咒》等。

在其生前，夏志清曾评说：“琦君的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我真为中国当代文学感到骄傲。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应该传世的。”夏甚至以为，琦君之《一对金手镯》《髻》等一些文章，早该取代朱自清的《匆匆》《背影》，成为中学教材，甚至列入“诺贝尔文学奖”毫不逊色。诺贝尔文学奖自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章自是中国人的生活风景。此二者之干系没有那么密切。夏志清一生以文评见长，虽其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评论多有偏颇，但他于琦君之评，无可厚非。

今读琦君作品，其文无华丽之辞藻，亦无浓重之抒情。然皆取诸于过去的现实。其至真的细节，在于温暖的往事回忆。灯下翻阅其回眸上世纪的江南之文，惟觉可亲。她仿如一面镜子，使你照见前身。而这镜子，没有时空的局限，人人可以走进走出。她没有时代的瑕疵，亦毫无技巧的障碍。在她，文学的意义在于了解自己，而非虚病呻吟。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她就像一个民间的丫头，在与人述说那穷落的原乡。人世的风景是富贵得志，贫贱亦安。琦君的文章，野虽野，仍有着文明的传统，经典的记忆。古所谓礼失求诸野，此之谓也。这才是今日可看的中国文学。

遂我以为，琦君是过去一百年间，华文世界里除了张爱玲以外，最好的女性作家。我从来以为，一流的作家写自己的事，二流的作家说别人的事。天才创造想象。然而天才的创造，离人太远，宁取身边之物。可是常人却喜欢听八卦，虽难免落入虚无。作为一个写作者，很难穿过尘埃，与千万人为知己。唯一可幸的是，书写的愉悦，惟有自身记忆最亲最近。亦惟此能亲己亲人。此处，琦君与张爱玲是相通的。

现代女作家中，琦君之于台湾，犹冰心之于大陆。然较之二人，琦君更深沉，格局也更开阔。冰心表现了西洋化的抒情，而琦君出入于中国古典，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譬如同样写母亲，冰心的视角更偏带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意义。而琦君则更具象化，透过细节再生出中国女人的温婉之美。在琦君笔下，一件细小的事，能化开具体的感情。这才是中国的文章之道。

举冰心之例，虽她与琦君有具体可比之处。但这也是民国以来中国文章之分际。二十世纪的中国舞台，不乏冰心、朱自清这样的作者，乃至过多，甚而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命脉。而琦君则鲜能出现。以传统的根基，来写现代的文明，用自身的生活细节来演绎时代的记忆，此何其中国化，又何其与我们陌生。

中国文化之核心向来道艺一体。孔丘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诚哉斯言，看今日，多少笔者尽在无力之处学文。而我们，翻来翻去还是那几本书，反复在翻。琦君之文，是今人之中少数历经数十年之后，仍值得我们翻阅，而不浪费光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