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该是“被抛弃的人”

■王聃

武汉大学教师刘燕舞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对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的调查中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一些农村地区，老人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

至合理的事。报道指出，病态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老人成为了包袱和累赘。（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冷静表达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试问通读完新闻，有谁能够接受这样的“平静与惨烈”？在刘燕舞调查的部分地区中，不仅是普通村民，甚至连乡村医生，亦将高发的老人自杀看作正常化的死亡——如果说人的生命尊严终究“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那么心存悲悯的媒体，无疑在提醒，请关注那些有着不同命运的人。

农村老人的自杀如何呈现出了高发，并成为了病态的现象？按照刘燕舞的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而农村问题专家贺雪峰，更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老人们一旦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都少得可怜——应该说分析已经指出了农村老人高自杀率的主要由来，但我以为其中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城市化的发展。

这是不难作出的推理：生存困难和疾病的痛苦也好，情感问题也罢，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其实是他们一直都需要面对的生存境遇，但为什么在此前没有催生出偏高的老人自杀率来？关键是有着分担者，父母的生存压力和风险主要能依靠下一代来化解。然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中的青壮年都选择了进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结构已经解体。当老人多数时候是只身生存，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实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而风险随时都可能导致他们走向情非得已的自杀。

越来越高的农村老人自杀率，对应的自然是某种传统乡村伦理的没落，但毫不夸张地说，它更像是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一个缩影。城市化总是走得太快，而制度设计总是落后得太远，如此就必然会造成“被抛弃”的悲剧。具体到农村老人高自杀率一事上，同样如是。既然城镇化是不可遏止的趋势，既然村庄只剩“老与孤”已成为现实，那么就应该迅速对农村老人提供制度性的照料，提供生存风险的现实化解安排。显然的是，如此的制度安排和路径多是缺失的，这正是悲剧的缘起。

没有谁应是城市化进程中“被抛弃的人”，每一个人也不应有“惨烈的死亡”，而一切只能在国家那里才能找到全部的救赎可能。事实上，对于不得已自杀的农村老人来说，需要支付给他们的并不多，更重要的是在于某种“提前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