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甲午

原标题：沉默的甲午

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最后拒绝日军劝降，服毒自尽以谢国人。

讲述人：丁昌明

现名汤建伟，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五世孙。

曾任安徽省政协第八、九届委员，原蚌埠一中校长。在甲午研究方面撰有：《由甲午战败到现代海防教育》、《英名左邓同千古 生于末世运偏消——也论丁汝昌》、《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进一步认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等，现居蚌埠。

编者按：

“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作为甲午将士后人，又有怎样的心绪和哀思？

本报今日特别刊发部分甲午将士后人的怀念文章。

旅顺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前，历经荣枯的芳草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花园口海滩，日军登陆的脚印早已被岁月的潮水抹平；鸭绿江右岸，九连城外虎山上的硝烟已被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海风吹散；中国军队五次海城反击战的厮杀声，也归于沉寂；大鹿岛南的洋面上，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决战的剪影亦如蒙太奇般地淡出……

大海，将阵亡将士的身躯拥在自己的怀抱里，发出一声叹息；山峦，掩埋好忠勇的骸骨，伫立无语；万忠墓碑，默默地守护着它身后的数万冤魂。

面对两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它们，就是这样地沉默了120年。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辽东，也没有忘记。

末路英雄

研究甲午战争，绕不开李鸿章、丁汝昌和邓世昌这些带有标志性的人物。而我涉足其中，首先绕不开的就是丁汝昌。因为，他是我的高祖父。

是甲午研究的大家、已故的戚其章先生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将我带进了这个略带神秘和无穷魅力的领域。我“进门”伊始，就告诫自己，要力戒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尤其不能为亲者讳。几十年来，我发现，我做到了。

1950年，斯大林对到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今天，我们借用这位铁腕人物的话反着说，失败者是最容易受到谴责的。而丁汝昌就是这样一个失败者。作为这支覆灭了的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他承担了指向洋务运动、北洋海军和甲午战败的绝大部分指责和咒骂，兜住了泼向它们几乎所有的脏水。他死而不得优恤，他死而不甘。

好在，历史终究不是供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今天强加和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非难，比如“陆军不懂海军”“既降复死”……等一切非议，早已伴随着诸如“定远舰主炮晾衣”“邓世昌带狗上军舰”“北洋海军官兵吸食鸦片”等如同八卦般的噱头一起烟消云散。历史毕竟是不能“戏说”的。

“丁汝昌到底投降了没有？北洋舰队之投降日军，究竟是在丁生之前，还是在他既死之后？”戚其章先生在《丁汝昌自杀之谜》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选取了丁汝昌自杀的时间到底在何日、何时这个特殊的角度，比对了详多的记载，经其严格考证，丁汝昌“仰药”的确切时间是在乙未年正月十七日“夜半”，“卒于……正月十八日辰时初”。（1895年2月11日夜到12日晨7时许）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一，正月十七是丁向部下允诺的陆上援兵到来的截止日期。否则，他将自尽（“迟到，弟恐难相见”）。二，北洋舰队与日酋伊东佑亨洽降的时间是在十九日，即丁已死一天之后。而死人是不会发出投降的指示的。

研究甲午战争史多年的孙建军先生从“笔迹学”的角度考证，北洋海军所持降书，虽“伪托丁汝昌之名”，但笔迹皆非丁氏。

北洋舰队德籍教习端奈尔回忆说：“盖丁氏既死……郝威倡议，委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

我祖母在上世纪60年代对我说，有“朱盖墨”和“墨盖朱”之说。即“老祖宗”死后，有人冒写降书，由于他老人家死前已命人“将提督印斫其一角”而作废，故降书只能写在类似今日之“空白介绍信”之类的文笺上，故只能为“墨盖朱”，而非签字后再盖印的“朱盖墨”。

……

似乎没必要再考证下去了。再看看当时的“媒体”是怎样评价丁汝昌之死的：

当时的《纽约时报》说：

“三名中国海军将领，（指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他们值得中国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这种可贵品质的……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他们在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今天的旅日学者宗泽亚说：“丁汝昌，最终选择了死，或许那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一人的死，换来了数千人生存的希望”。

丁汝昌在绝望的情势下，选择了死，而不是投降，向敌方显示了中国军人的气节和尊严；他以一身之死，承担了这场战争战败的全部责任：他以自己的拒降，使他的部下免去了在他身后不再抵抗因而可能受到的惩处。

（“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这一切，都符合了东方传统的忠勇文化的审美标准；他以一己之残躯，换来了千万军民生的希望,又被解读为符合了西方文化里的“尊重人的生命权”的审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虽败犹荣、虽死犹荣。他，死得其所。

丁汝昌是处于一个悲剧的时代、遭遇战败的悲剧结果的悲剧英雄。如果他不是生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晚清时代，他毋庸置疑是个英雄，是个凭个人禀赋和涉死的勇猛而奋斗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精英。他18岁投军，历任千总、营官、参将，至32岁时，即升为“加提督衔遇缺总兵”。也就是说，丁汝昌只用了区区1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巨大飞跃。这是在他就任北洋海军提督的前二十年！然而不幸的是，对于丁汝昌及和他同时代的精英人物来说，成也黄土，败亦黄土。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相遇并发生撞击时，丁汝昌则必然要和孕育了他的文明一起沉沦。丁汝昌如斯，难道李鸿章不也是如斯吗？自古只有时势造英雄，而没有英雄改变时势的。

丁汝昌们无法选择他所处的时代，而他们恰恰生逢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满清王朝共同的末期。在这“双重谷底效应”的时代里，任何人也不能挽大厦之将倾。那些“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式的人物，只能是一个个“末路英雄”。

黄土之殇

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役以来，探讨和检讨一直没有间断。这是中华民族自我剖析、自我修复到自强不息的痛苦过程。洋务运动和对北洋海军的经略，实际上是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以求复兴的一次实践。

若问，为什么中华民族就必然具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守势文化呢？笔者认为，是地缘因素的刻勒。“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所处的位置，西起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东濒大海。

丰沛的自然资源，养育了中华民族，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生存能力；独特的海陆屏障保护了我们，同时也限制了人们向外看的目光。

整个民族的文化基本上是个自我封闭的文化，养成了保守、矜持、含蓄和不具备进攻性的民族性格。而不具备进攻性的民族就必然要受到别的民族的进攻！脆弱的黄土文明，有时连游牧文明都抵挡不住，更遑论去面对咄咄逼人的海洋文明了！所以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门一次次地被列强撕开，中华民族开始了任人宰割的历史。

而甲午战败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灾难的延续。只是，它的特殊性及国人心理上不能接受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次的灾难竟是被一个原来在我们眼中的“崎岖岛国”、“蕞尔之邦”所强加的！甲午之败是黄色文明败给了蓝色文明。甲午之殇乃黄土之殇。

走进甲午，最终是为了走出甲午。唤醒沉默的历史，正是为了不再重现那段屈辱史。今天，我们站在辽东这块土地上凭吊甲午英灵，恰恰是为了“流血的不再流泪、流泪的不再流血”。

中华民族在遭受东西方列强凌辱的100余年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我们相信，重返世界第一方阵的中国梦，一定会很快实现。

甲午战争

120周年有感

讲述人：赵怀民

诗国泱泱，韵海茫茫。

人声天籁，律吕宫商。

歌吟弦管，平仄阴阳。

中华文化，视通万方。

神思悠远，凤翥龙翔。

文明历史，灿烂辉煌。

岛国扶桑，在水一方。

衣冠礼乐，师我汉唐。

肇自明清，倭寇嚣张。

兴风作浪，丧心病狂。

当年甲午，犯我海疆。

水师覆没，山河沦丧。

风云变色，日月无光。

割地赔款，中华国殇。

变本加厉，八年祸殃。

烧杀抢掠，屠城毁乡。

全民抗战，缚虎驱狼。

惨痛教训，岂能遗忘？

今又甲午，国富民强。

和平发展，正道康庄。

军国余孽，拜鬼作伥。

抢吾钓岛，眼射凶芒。

饿蛇吞象，一枕黄粱。

今非昔比，崛起炎黄。

三军将士，寸土必防。

文人墨客，笔作刀枪。

洗刷屈辱，诗祭北洋。

波澜壮阔，海岳激昂。

文韬武略，汝望延昌。

雄狮已醒，挺起脊梁！

（赵怀民，男。江苏省诗词协会春华诗社执行社长，丁汝昌第五代外孙）

2014年7月,南京

誓要撞沉日舰“吉野”

——纪念我的外高祖父邓世昌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讲述人：叶伟力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玄外孙

1961年生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视灿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总监。

我的祖籍是广东东莞，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每当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我就想起我的外高祖父邓世昌。虽然纪念碑并没有他的名字，但他是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我的外高祖父邓世昌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生的。少年时期，他目睹清政府腐败，任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逐渐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在随父飘泊上海的日子里，又亲眼看到外国兵舰在黄埔江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更使他感到国家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不受外人欺凌。

邓世昌善良宽容，心底慈善，对部下的水兵非常好，是一位仁厚的将领。

他一开始是在福建水师服役，后来在北洋舰队中任“致远”舰管带，在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他英勇奋战，驾驶致远舰对抗日军第一游击队主力战舰“吉野”舰时，“致远”舰的鱼雷管被击中，发生爆炸沉没，全舰200多官兵沉入大海，英勇殉国。

外高祖父与舰共沉，拒绝救援，最终壮烈牺牲，年仅45岁。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领海，在反侵略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

邓世昌不仅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我们家人共同的骄傲。我们家还有一位骄傲，就是我的高祖父叶富。叶富是南洋海军超武舰管带，是邓世昌的同窗好友，曾经并肩保卫过中国沿海地区，光绪六年（1880年7月25日），浙江匪徒黄金满勾结倭寇肆意扰乱台州，超武舰奉命派往进剿，叶富带领全舰官兵奋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2岁。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的纪念应该从点到面，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邓世昌是那一代“民族英雄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弘扬集体英雄主义，纪念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海军、海战和强国之路

——纪念我的曾祖父“靖远”舰帮带刘冠雄

刘冠雄（1861年6月7日~1927年6月24日），字子英，又字资颖，福建福州人。曾任“靖远”舰帮带。

讲述人：刘景端

甲午海战“靖远”舰帮带刘冠雄曾孙女

现任职石油部门

我家祖籍是福建闽侯，那是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家乡。我的曾祖父刘冠雄兄弟五人，有四人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其中两位做到海军造舰大监，一位海军中将、一位海军上将海军总长，全都终生献身海军，是福州有名的“海军刘”。

曾祖父的大哥刘懋勋是船政前学堂艺圃的第一届毕业生。曾祖父的二哥刘栋臣与大哥同进艺圃学习，毕业后长期在船政各厂供职，最终升至海军造舰大监。曾祖父的三哥刘冠南艺圃毕业后又考入后学堂学习驾驶，1882年毕业后即调北洋，舰上服务数十年，最终升至总管轮，被授予海军中将。晚年他担任江南造船厂厂长十年，开创了中国为美国政府制造货轮为美国海军制造军舰的先河。

我的曾祖父刘冠雄是船政后学堂第四期航海班毕业生，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三届留英学生。历任“靖远”舰帮带、“飞鹰”舰、“海天”舰管带，是民国第一位海军上将，在民国初年的十一届内阁中，担任了九届的海军总长。

在战争过去二十四年后的1918年，在族谱冠雄公记事中，对于这场战争是这样记述的：

司令既创，而阵势久不变，为敌所乘，“致远”、“经远”、“超勇”、“扬威”等舰先后沉没。（冠雄）公见势危，请于舰长叶公祖珪，以督舰寂然必有他变，宜权升令旗，整队变阵势出游徼绕敌舰而纵击之。日舰炮利行速而舷薄，交绥之际亦有损伤，吾舰即变，知不可当，各东驶去。我军余舰乃得从容收队，归旅顺缮葺……

每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有关战争的记述都在我脑海中浮现。

悲痛之余，不免进入了思考：为什么那场战争我们如此之快的就输了，而且输得那么惨烈呢？其实答案就在事情本身，决定胜负的因素太多了，海战背后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是硬实力更是软实力的较量。这或许是甲午战争应该给予我们的最大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