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筹军费 国民政府令妓女代销公债
原标题：为筹军费 国民政府令妓女代销公债
坐落在纺织路东沙街18号的大元帅府旧址。因没有效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长时间里大元帅“政令不出府门”。南都记者 金可镂 摄
在沙基惨案中牺牲的部分黄埔军校学生遗骸。
1924年10月8日，苏联教练舰抵达黄埔运来8 000支俄式步枪，缓解军校武器匮乏状况。图为教练舰官兵在军校内联欢。
1926年7月9日《申报》关于北伐前政府强拉夫役的报道。南都记者 金可镂 摄
第七期
南北对称的两幢三层卷拱式意大利风格房屋，连同东西广场及正门门楼，占地面积约8020平方米。紧邻珠江南岸的这片米黄色的建筑群，在高楼的包围下仍格外显眼。
这里是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原为广东士敏土厂(水泥厂)，距今已逾百年，如今已成为广州市内一处著名景点。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孙中山曾三次开府广州，其中两次设帅府于此。
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帅府只是个“摆设”，大元帅“政令不出府门”，正如章太炎所说，帅府中人“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弈棋自遣。”
直到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距离大元帅府东南约15公里的长洲岛上创办，是为国民党“党军”之发轫。
而在黄埔建校前后，国民党正处于内外交加的困顿当中，外有地方军队各自为政、号令不通；内部财政极度紧张，军火匮乏。建校不到一年，孙中山于北京病逝，广州先后发生商团事变，杨希闵、刘震寰军事叛乱，帝国主义制造“沙基惨案”等一系列危机。
初生的黄埔军校，在夹缝中生存，于困局中谋变，逐一克服困境，迅速发展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经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北伐统一全国，建校初期面临的种种难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最终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基石。
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粤省筹饷北伐之波折》的新闻，称全省农民协会请政府废除杂捐76项，具体的税种五花八门，有猪只捐、牛只捐、青菜捐、番薯捐、豆腐捐、花生捐，女子出阁捐、癫人口粮费等等，开国民党“万税”之先河。
除在农村增加捐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在城市发行公债。为鼓励认购，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令各风月场所，“限各妓女，每人代销十张(每张五元)，如能推销五十张以上，则给予金质徽章，以资奖励。”此外，国民政府还出台禁烟条例，规定在一定时间内，由禁烟督办署专卖鸦片，吸食鸦片需领取牌照，并征收高额捐税。
客军入粤：以革命之名占地为王
1923年初，五年内经历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半年前又在观音山总统府遭陈炯明炮击的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
这一次，随他而来的还有滇、桂、湘等各地方军事势力。在借力赶走陈炯明后，2月21日，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成为入粤各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孙中山第一次开府广州时，就有军阀讥之：“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而这一次的情形，相较于五年前并无甚好转。
彼时的广东，被各地方军队坐地分割，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占领广州市区和附近各县；粤军李福林部驻扎广州珠江南岸；被赶出广州的陈炯明则盘踞东江一带，仍有卷土重来的实力。
时人黎初日回忆，当时各省军队，以革命旗号云集广州的，共有13省客军之多，除滇、桂、湘、粤等真正有实力的部队外，“余的或一两千人，或三五百人，少的甚至不过得十余人，也挂起总司令的招牌在粤投革命之机，故广州社会当时‘无兵司令’不少。”
客军入粤时，一般装备不全，衣衫褴褛如叫花子，既占有广州富裕地盘，便大开烟赌，日事搜刮民脂，上行下效，下级官佐亦在横街浅巷里摆设赌档。黎初日回忆，有些士兵穿起黄色制服，头戴红边圆帽，肆无忌惮地坐着包赌；有的则玩起“碰瓷”伎俩，用小药瓶满储清水，路上遇衣服整洁的市民，即上前相碰，故意把药瓶跌落地上打破，即向之纠缠敲诈，“类似的纠纷，几于无日无之。”
在占领广州的客军中，又以杨、刘所部最为专横。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刘骞回忆，他们的士兵在广州市内横行直撞，枪口向前，端着驳壳枪走，子弹都上了红橹，“好像随时都可以打死人的样子，老百姓畏之如虎，是不敢正视他们的。”
客军视广东为征服地，常对人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孙中山曾大骂：“你们戴着我的帽子，蹂躏我的家乡。”
但即便如此，孙中山仍周旋于各路归附军队间，努力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滇、桂等军共同拥戴孙为领袖，为的是借助其法统，让独占一方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孙中山由于没有效忠于己的武装力量，需要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给脆弱的广州政权寻求“枪杆子”作后盾。
1924年10月，在军需物资极度紧缺的情况下，黄埔军校获得苏联援助的8000多支枪械。为拉拢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北伐，孙中山就曾考虑一次性拨给赵部2000支枪。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彼时广州各军纷纷前来讨要，“总理经不起这个要、那个要，于是乎，在大家都是革命军，为先生革命的甘语之下，这个落千，那个五百，还有两千三千的。……叫人家都分了去了，我们全体官兵，真是哭哭啼啼，只有要求校长下次有枪来，我们不再分为愿望。”
军火奇缺：兵工厂长险被枪毙
政府羸弱，以致黄埔军校草创初期，在采购枪支、弹药、马匹、被服等军需物资，及招揽军事人才等方面，变得困难重重。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急需为学生采购一批制服。因经费困难，蒋介石去信陈果夫，特地让他在上海采办，因连同运费在内的价格要比在广州便宜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第一批物资是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但正打算运往广东时，却被海关认定为军用品，全部遭扣留。最后经过多方斡旋，十多天后才将军服领回，但束腰皮带、枪带、刀鞘三样东西还是被没收充公。
陈果夫回忆，1925年底，黄埔学生军东征时，兵员紧缺，而广东方面汇来用于招兵的钱已用完，遂请示蒋介石，“校长第一个回电说，把他的家用钱，拿去先用救急。其实，他的折子里，存款不过一千数百元，不够做两三天的维持费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直到十天后，待学生军占领汕头，救急的款子才到账。
即使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广州，黄埔军校的发展仍多受掣肘。
广州近郊的石井头兵工厂，国民党人马超俊任厂长，彼时，在粤各军争相请发弹械，大元帅的准发手令如雪片般飞来。一次，孙中山令他拨发黄埔军校步枪五百支、机枪四挺，遂罄其所有，甚至连同护厂卫队的全部枪支凑一起，才足数拨发。
此事被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知道后，将马超俊请至其军部。马超俊回忆，当他进房时，正卧床吸食鸦片的范石生故意不加理睬，待抽完鸦片后，突然跳起来，指着他骂道：“马厂长，你好大的胆子，不把我们滇军看在眼里。我军不远数千里而来，南征北讨，赶走陈炯明，抢回广州，大元帅没有我们滇军，哪会有今天？我屡次派员向你请发械弹，你都推三阻四，从来不肯爽快拨发。现在蒋介石所办的黄埔军官学校，你一次就发给他五百支步枪，还有机关枪。军校的学生都是毛头小孩子，乌合之众，要他们来打仗，保护广东，真是上天捉月。现在，我要你把黄埔军校的步枪即日取回，送到我的司令部来，否则就是违抗命令，我一定把你枪毙。”
马超俊回答：“贵军所领械弹，数量最多。厂方产量有限，在拨发时间上，自难免有迟早之异。黄埔军校所发枪支，决无取回之理，就是现在枪毙我，也办不到。”
此事被兵工厂员工得知后，以罢工相声援。后经孙中山多次交涉，最终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出面，范石生才肯将马超俊开释。
财政困难：为筹饷开“万税”之先河
财政拮据，是孙中山的广州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数省客军入粤，进一步加重了军队与政府的饷源紧张。
1924年7月，广东全省归孙中山节制的军队近十万，为缓解沉重的军费开支，大元帅府下令，让各军自谋生路。
杨希闵后来回忆，他所率领的滇军，“一师所驻之地，就总揽了整个防区的行政、财经大权，一团所驻之城，也控制了一城的财经命脉；甚至一连所驻之镇，也把持了一镇的税收。”
即便如此，他们名义上仍是孙中山麾下的“革命”军队，“各地催发军饷的函电纷至沓来，广东省财厅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曾任省财厅第四科科长的吴述彭回忆，每天下午3时左右，他的办公室就坐满了前来讨款的人，“每天大约有几十人，有黄埔军校的、有广东大学的、有谭延闿部的、有樊钟秀部的，他们都拿着孙中山亲笔批的字条。”有时实在拨不出款了，吴述彭只好把保险箱打开，“使他们看到的确是分文无存，也就无可奈何了。”
作为国民党倾力扶植的对象，在黄埔军校开学前，孙中山指定广东省财厅等机关每月拨付军校经费三万银元，但跟大元帅府一样，财厅的命令几乎也是“不出署门”，每月给到军校的仅有六千银元左右。
1926年7月，黄埔学生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广州国民政府为筹措军费，不断加征赋税，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县，限在两个月内预征一年田赋。
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粤省筹饷北伐之波折》的新闻，称全省农民协会请政府废除杂捐76项，具体的税种五花八门，有猪只捐、牛只捐、青菜捐、番薯捐、豆腐捐、花生捐，女子出阁捐、癫人口粮费等等，开国民党“万税”之先河。
该报道称：“自湘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准备出师北伐，罗掘饷糈，无孔不入，湘桂两省军饷，又恃粤省为之挹注，至粤民负担骤然加重，物价日益腾贵……”(1926年6月1日《申报》)
除在农村增加捐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在城市发行公债。为鼓励认购，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令各风月场所，“限各妓女，每人代销十张(每张五元)，如能推销五十张以上，则给予金质徽章，以资奖励。”(《北伐军出发后之军费问题》，1926年7月18日《申报》)此外，国民政府还出台禁烟条例，规定在一定时间内，由禁烟督办署专卖鸦片，吸食鸦片需领取牌照，并征收高额捐税。
“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军饷的来源除一般统税，最大的收入就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这两项均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而后者实即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
沙基惨案：黄埔官生死伤数十
在孙中山大元帅府西北面的珠江北岸，西堤码头往西200米开外，一块方形底座、高约三米的石碑伫立于此，上书“勿忘此日”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纪念碑往北十余米，跨过一道河涌，就是沙面岛。
1925年6月23日，沙面英、法军警从租界向对岸游行的市民开枪扫射，当场死亡50余人，170多人重伤，死难者中，包括23名黄埔官生。“沙基惨案”让黄埔师生切身感受到来自帝国主义的挑衅。
一个月前，上海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作为声援，广州举行10万人的游行示威。6月23日下午2时，游行队伍从中山大学操场出发，按照“工农商学兵”的次序，计划游行至观音山旧总统府前散会。
据当时带领黄埔师生参与游行的何应钦描述，当游行队伍行至沙面西桥口的沙基时，他正欲发令暂停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突然“卜卜之声，猝由予之后面而来。初尚不料帝国主义者有如是之残忍，犹泰然疑为民家燃放爆竹也。……见对岸沙面，英兵已分布于事先准备之沙包内，竟用机关枪及步枪向我巡行群众扫射……”
参与游行的黄埔军校师生，虽全副武装，但顾忌到外交纠纷，只进行了有限抵抗后撤回。一周后，蒋介石、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全体师生的名义通电全国，“帝国主义不去，吾民族无生望……愿共立破敌之志，齐练杀贼之军，商输其财，工农输其力，学运其智，军人运其勇，万众一心，敌纵强大，必为吾屈。”
“沙基惨案”之后数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东征，叶剑英率部乘“太益”号轮船，原计划在惠州澳头登陆后，再至淡水前线集合。而当船还在中国领海内航行时，港英政府派出两艘巡洋舰，欲将兵船强行截至香港。
叶剑英灵敏机警，来不及穿外衣，仅着内衣服，也没带钱，随即从船上跳下海上一只卖生果的小艇，往长洲岛方向逃离。上岸后，在一家咖啡店饮了咖啡，把手表抵押给店主得了一些钱，后辗转到达澳门。除了叶剑英，全船其余官兵被押送至香港，解除武装后遣送回粤。
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北伐节节胜利，直到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国民党及黄埔军校面临的内外困境才基本得以解决。
黄埔旧闻
《北伐军出发中之拉夫潮》
广州市公安局派募输卒
广州通信：粤政府去秋东征潮梅，南征琼崖，以得罢工委员会工人担任运输，遂无募夫拉夫之举，故当时军纪，颇为人民称许。此次出师北伐，罢工会仍组织北伐军运输队，赞助北伐进行。……然大军开动今方开始，所需夫役，为数实多……于是蒋中正乃令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由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于一星期内，在广州市募足一千二百名。……惟各苦力者恐身临火线，裹足不前。然蒋氏催李如期募足之令，甚为严厉，李遂令各警区署，派警察在市面强行拉夫，而风潮起矣。
查在此期间，发现强拉夫者，二十四晚南海县署前、永汉马路、西关洪圣庙前一带，均因强拉致有骚扰事情。二十五日大东路、惠爱路、西关逢源大街、维新路、盘福路、黄沙各通衢，亦有武装警察，佩红布白字之臂章，手持长绳，围捕苦力工人，以致苦力者张皇奔避，商店以为意外，亦忽忽闭门。……蒋中正亦不以强拉为然，曾面斥李章达，令严禁强拉。然一方而军队出发在即，又催索夫役甚急，李甚为难，曾呈请辞职，蒋氏不准。李不得已乃一面布告严禁强拉，以杜惊扰，一面并订募夫办法，改为月饷二十元，又呈请总司令部，转饬各军，对于募来夫役，加以优待俾其乐意充当。此外，更拟派员调查该局所辖之惩戒场拘留所两处所押轻罪犯，一律拨充夫役，预计可得五百名。故广州市拉夫风潮，由昨一日起渐告平息……(1926年7月9日《申报》)
主要参考资料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一、二卷)；
《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
《黄埔军校研究》(第七辑)
专题顾问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
丁文贞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
总统筹：王海军 龚慰 王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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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金可镂
供图：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