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向“陆焉识”们宣布，你平反了

原标题：他曾向“陆焉识”们宣布，你平反了

宣东

对话从最高法法官到刑辩律师的宣东

在业内，已经60多岁的宣东律师，被同行唤作“老大哥”。这位”老大哥“级的人物，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法官，再到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一直与中国刑事审判、刑事司法的发展进程相伴。

文、图 记者李钢

1966年，已经是高三学生的宣东，正在紧张地准备着高考。他喜欢理科，梦想是考上北航，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

可是，文革的到来，让他的大学梦就此中断。

“1966年6月6日晚上8点半，广播里播放了国务院的决定，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学生们投入到‘文革’中去。”宣东对当时的一幕，记忆犹新。

可是，四个半年过去后，高考都没有举行。他们这些年轻人，则汇入了另一场洪流——上山下乡。

宣东来到了黑龙江的边远地区下乡，并且还成了一名矿工。

在与煤窑打了一年多的交道之后，宣东抓住机会参了军。

“同样是最艰苦的兵种——步兵。”宣东回忆。

1975年，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公检法系统要重建。可是很多老政法工作者却不愿意出来工作，于是急需新人补充。这个时候，恰好从军队退伍转业的宣东，就成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也从那天起，开始了他将近四十年的法律工作生涯。

“干了四十年了，是应该停下脚步，回首一下了。”宣东感慨地说。

现实中的“陆焉识”们

在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里，主人公陆焉识有着特殊年代里特殊的经历。

虽然陆焉识的原型是严歌苓的祖父，但是在宣东的人生经历中，也曾经遇到了和陆焉识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当年，还是法官的宣东向他宣布，你平反了。

那是1980年。

这一年，宣东办理了一个反革命平反的案件。案件的两名当事人，一个叫潘漱凡，一个叫张韵。两人的出身都不好，潘的家庭背景是上海大资本家，而张韵，则是来自四川的大地主家庭。并且，两人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1949年后，作为武器专家，两人都被留用。在抗美援朝期间，上级将志愿军缴获的美军重武器交给了潘张二人，命令他们尽快研制出来，并投入生产，以解决志愿军重武器严重缺乏的问题。

可是，时间过去许久，他们却始终没有研制出来。

于是，上级震怒，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发现了两人的国民党党员身份。特殊的年代里，有着特殊的处理方法。

立案调查后，两人被判处反革命破坏罪，潘被判处死缓，张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后，两人被关在了黑龙江边陲的监狱里。

“你平反了，无罪释放”

28年过去了。

当听说中央决定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消息后，已经与潘离婚的前妻，向上级申诉，要求为潘平反。

接到潘张二人的平反案件后，宣东到处进行了调查。他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找到了两人当年的同事，这时，这些同事都已经是部级或者总工程师级的人物。在经过几个月的走访调查后，宣东发现，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破坏罪，其实根本不能成立，之所以无法按照美国的武器进行研制和生产，完全是受限于当时中国的材料技术和工艺水平的原因，而并非两个人的蓄意破坏。

在赴监狱和潘漱凡进行谈话后，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这一结论。

在将自己的结论上报后，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了宣东的调查结论，认定潘漱凡和张韵的反革命罪不成立，两人应无罪释放。

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时，已经是1981年的农历新年前夕，宣东想，如果我不能将这一改判的决定及时通知仍然在监狱里的潘漱凡，那么，他只能在监狱里度过新年。

于是，宣东决定立即前往。买不到卧铺票，他就穿着军大衣，在硬座火车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来到了边远的监狱所在地。

可是，监狱长却有点犹豫，他告诉宣东，此时的潘漱凡已经是监狱工厂的总工程师，如果他走了，那么监狱的工厂生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宣东则回应，至于走还是留，只能尊重潘漱凡本人的意见。

当已经是50多岁的潘漱凡见到宣东的时候，神情一愣。宣东向他宣布，你平反了，无罪释放。

“走，马上走”

宣东询问潘漱凡是走还是留。这个时候，会有几个人愿意留下来。潘漱凡马上表态，走，而且马上走，跟着宣东马上离开监狱。

潘漱凡很坚决，说自己在监狱的东西都不用带了，别人欠的钱也不要了，只有一个字，走。

仍然是只能买到硬座火车票，宣东和潘漱凡两个人又是一夜的火车，回到了哈尔滨。

宣东问潘漱凡，要不要到他家里休息，或者给他安排一个住处。

可是潘漱凡坚定地说，不留，马上走，回家，回上海。

“潘漱凡是个知识分子，说话很温和，但是态度很坚定，归心似箭。”宣东回忆说。

于是，潘漱凡马上买了火车票，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回到了上海。

在潘出事之后，潘妻还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后来更是远嫁河南焦作，嫁给了一个矿工。可是后来因为无法忍受，再次离婚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为此，宣东还特意前往焦作，将潘漱凡已经被平反的消息告诉她，撮合两人复婚。不仅如此，宣东甚至还到潘漱凡原来的工作单位，帮他获得了2万元的补助金，并落实了他的工作。

而张韵的老家，则是四川一个叫做马羊河镇的地方。

“当我们来到张韵老家所在的村子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能感受到所有人脸上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都在说，北京来人了，宣布好消息啦。”宣东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刑辩风险大，有时当事人没出来，辩护律师却进去了

记者：在重庆打黑期间，你曾经分别为涉黑的马当以及文强做辩护，当时办案的难度有多大？

宣东：我觉得，重庆打黑有三个标志性的案件，第一个就是陈明亮、马当涉黑案，第二个是文强案，第三个就是李庄案。当时，我都有机会参与这三个案子。一审为文强辩护的杨律师，就曾经提出要我和他搭档，一起为文强辩护，但是当时我已经承接了马当案，我没有办法兼顾，所以直到二审的时候，才为文强辩护。在办理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一直秉承着我自己的信念，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在我心里是扎根的，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我都要倾尽全力。

文强不认为自己会被判死

记者：你当时见到文强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

宣东：那个时候的文强还挺乐观，认为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用自己的涉案金额1200万元，和以往的案例去做对比，认为自己不会被判死刑。更何况其中有600万元是他老婆代收的，自己并不知情，这是一审认定的。

在对文强案的指控中，有一条是说他包庇黑社会，恰好其中涉及马当。由于我之前担任了马当的辩护人，所以对这个情况非常清楚。我就提出，指控中说文强收了马当一万元，然后对他进行包庇，但是仅仅一万元，能够让一名厅级干部包庇黑社会吗？

而这一万元是怎么来的？这里面又有个故事。马当当时在对自己的酒店进行装修，这时候有个女人知道他，提出把酒店的装修活交给她来做。可是马当一查，发现这个女人的资质不够格，于是就没有答应。后来，才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正是文强的老婆，还说别人求之不得，如今她自己找上门来，怎么能把她拒绝了呢？马当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于是刚巧要过年了，就请吃饭，在饭桌上，给了文强的老婆一万元。

记者：你在做法官的时候，对于办理刑事案件，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

宣东：作为一名法官，首先是要中立。但是我更强调要熟悉案情，身临其境。只有这样，才能把案件办好。而且，不管是在为谁服务，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法律意识。

记者：你当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时候，将一起死刑核准案认定无罪，这也是第一例死刑核准案改判无罪的，能说说那起案件是什么情况么？

宣东：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大背景是反腐，各地都在搞公判大会。于是海南省也准备搞，海南省高院的办案人员就亲自抱着案卷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说是等不到死刑核准就不走。我当时负责此案的核准，犯罪嫌疑人叫做翁若云，涉嫌贪污。

看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对这名办案人员说，你还是先回去吧，这个案子不是核准与否的问题了。他很惊讶，说那是什么问题？我就告诉他，我还要花时间看，不想耽误他的时间，就让他先回去。可是他说没关系，院领导说了一直要等到核准之后才能离开。可是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应该判死刑，而应认定为无罪，因为从数额和对象上都有问题，其行为也不是贪污，只能说是挪用，不能定罪。

后来经过合议研究，也支持了我这个观点。这名办案人员还是我的黑龙江老乡，为了这个案子，还得罪了他。

中国律师应走专业化道路

记者：你虽然已经60多岁，但是依然非常忙碌。

宣东：对。我是个喜欢工作的人，应该说，让我逐渐不那么忙可以，但是要让我彻底退出不干，我可做不到。如果三天没事情干，我恐怕就要住医院去了。我现在每年还要办理20多个案子，平均下来一个月要办两个。一年365天，平均300天都要在外面跑，每年的机票钱，都至少在十万元以上。

记者：许多律师在从业的时候，会回避刑事案件，你作为一个多年的刑事辩护律师，对此怎么看？

宣东：我其实在刚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也想过要转行去做民商案件，那时候有人建议去做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案件多而且标的额大，收费也高。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民商案件，在学习过程中就觉得非常累。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不做轻车熟路的事情？于是，我就干回了刑事诉讼老本行。因为中国的律师，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对于绝大多数律师来说，我相信，他们回避刑事案件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挣钱少，只能说是薄利多销，二是往往达不到个人的辩护目的，案件的结果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三是最重要的原因，刑事辩护的风险比较大，有时候是当事人没有出来，辩护律师却进去了。

我曾经为同事刑事辩护的书题词，就写了“刑事辩护是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刑事辩护律师，都在用自己点滴努力，去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