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的苦衷与澄清

原标题：萧乾的苦衷与澄清

◎刘宪阁

本文作者刘宪阁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中国政治与新闻传播史。

除了那封信，萧乾真的没在别处做过澄清吗？

萧乾为什么不列举一下当年欧洲战场上的诸兄呢？

萧乾做过澄清和更正，为何还是有人依然故我，坚持旧说？

由于一再被宣传成“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从《大公报》走出的萧乾往往被认为在生前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这多半是一种误解。萧乾当年亦有其苦衷。如果说起初限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恐惧心理，“胆小”的他没有及时出面予以澄清，那么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展开与改善，无论在私人信件、公开文章还是日常交往中，他都有所反思，并以“我们是一家”做出过澄清和解释。只不过较少为人们注意罢了。

毛德传与卜丁

毛借信发问 卜发文答言

1999年6月2日，浙江舟山的退休干部毛德传给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写了一封信，内称一些媒体所谓萧乾是二战期间唯一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的宣传，在外面“反映很坏”！一则可见大陆新闻界相关信息之不灵；二则也太有违历史，不实事求是。随信还附了一篇以其叔父、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毛树清为例的文章，说明当年至少还有其他人也在欧洲战场参与了采访工作，进而指出所谓“唯一”之说“显系有误，亟宜澄清”。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收到来信后也很重视，随即于学院主办的《国际新闻界》杂志第4期上，以编辑部传真的形式刊发了这封读者来信以及所附文章。

随后，《中国青年报》等亦相继推出相关报道。毛德传的文章很快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特别是前述那封信，末尾措辞很尖锐：“萧乾先生未见出来说明真相，什么原因？不详也。”不少读者对此印象深刻。据称在另处毛德传甚至发问：“萧乾在世时分明知道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肯公开写文章声明一下呢？”对此，认识萧乾并对其个性有所了解的苏福忠倒是觉得：“老萧决不会去干这种傻事！”（见苏福忠：《我认识萧乾》，《黄河》2000年第6期）

毛德传的提问无疑比较尖锐，很可能也反映了不少人的类似困惑，觉得萧乾好像没做出过解释，缺一个说法。其实，这多半是一种误解。有位名叫卜丁的读者就注意到，萧乾虽然没就此写过文章，但是他写信了，信还发表了，起码“这也算一个交待”或者说“声明”（见卜丁：《萧乾有过“声明”》，《黄河》2001年第1期）。那么，卜丁所说的这个交待或声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萧乾真的如苏福忠所言，不会干发表声明这种傻事吗？尤其是除了那封信，他真的没在别处做过澄清吗？

萧乾与陆铿

陆视萧为己“记者生涯的启蒙者”

卜丁提到的那封信，指的是1986年4月24日，萧乾给当时在香港办报的老朋友陆大声的回信。陆大声即陆铿，他视萧乾为自己“记者生涯的启蒙者”。两人结识，还在1939年春。当时又是作家又是记者的萧乾沿着滇缅公路采访，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希望了解一下边陲民众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应，有人就建议访问县立中学。到了县中，学校安排正在该校任教、并组成了“保山县抗日救亡宣传团”的陆铿出面接谈，两人一见如故。萧乾朴实的态度和诚挚的语言感染了陆铿，“第一印象是记者可爱”。因为1938年为缅甸《仰光日报》写过保山农民为修筑滇缅公路流血流汗的通讯，与萧乾接触后，陆铿更增加了做记者的冲动，从此担任《仰光日报》的通讯记者。后来在《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中，陆铿回忆：“萧乾的言行在我身上收到了潜移默化之功，我之所以选择记者为终身职业和事业，不能忘记萧乾的启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陆铿和来自《大公报》的萧乾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欧洲战场相遇。纽伦堡大审纳粹战犯时，两人几乎同时到达，故人重逢，又是在异国相聚，兴奋之情可以想见。

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发生内战。此时已进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与采访工作的陆铿和仍然服务于《大公报》的萧乾，一起为揭露黑暗政治、维护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而奋斗在新闻岗位上。1949年以后，两人又都因缘际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了大陆。直到l957年，萧乾在北京被划为右派，陆铿亦在昆明同遭此劫。

历史演进到1979年，陆铿与萧乾在香港重逢。此后不久，陆铿相继办起《中报》、《百姓》杂志和《华语快报》等刊物，并多次邀萧乾写稿。但是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萧乾为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在“外边”发表文章（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三联书店倒是算在“里边”）。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给陆铿办的几个刊物寄过文章。对此，陆铿亦“颇能谅解”，并未影响双方的私谊。

萧乾与胡政之

胡最先提此说法 萧最终落于纸面

1986年初，陆铿又给萧乾写了封信。很可能是有感于198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说法，他直陈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的中国随军记者不只萧乾一个，还有余捷元、毛树清、丁垂远、徐兆墉，以及他陆铿本人。信里甚至还有向萧乾问责之意。

接信后，萧乾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有必要做出解释。他告诉陆铿：自己“绝无意以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自居”；何况自己“一生旨趣主要在文学方面，新闻对弟仅是个职业而已”。既然如此，何以会出现被渲染成唯一记者的这种情况，尤其是问题出现后，他“又何以不立即更正”？对自己的苦衷，萧乾在回信中作了一点“分析和回忆——或者说反省吧”。

此前，萧乾的确在回忆文章中使用过“唯一的中国记者”这样的措辞，不过那是转述胡政之的话。1944年初，他正在剑桥皇家学院研习英国心理派小说，并准备于次年攻取硕士学位。此时胡政之正好随访英代表团来到剑桥，竭力劝他放弃学位去当正式记者：“这可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上次大战，我是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这回轮到你了。”

关于胡政之的这番劝说辞，萧乾在其他几处回忆中也提到过。比如《未带地图的旅人》：“从个人来说，你的机会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又如《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第一次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该轮到你了。”具体说法虽不尽一致，但内容相近，大体可信。不过也没有唯一字样。

倒是在另一处，萧乾实实在在地写到了他自己是“唯一的中国记者”。1982年5月，他为即将出版的文集《海外行踪》，写了一篇代序《在洋山洋水面前》。正是在这篇代序中，他明确写道：“第二战场开辟后，我穿上一套不合身的棕色军装，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了。”

在给陆铿的回信中，萧乾并没有提及这篇文章，而是以转述胡政之劝说的形式，提及了唯一中国记者的问题。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记忆失误，而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叙述策略。而且从回信的上下文看，他这样做似乎也可以理解。因为随后是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当别人说他是二战期间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时，萧乾为什么不列举一下当年欧洲战场上的中央社记者如陆铿等诸兄呢？他说：“这就涉及一种心理、一种观点、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涉及对待台湾的许多方面。”

涉台政治变迁

萧乾答应陆铿约稿 希望澄清问题

前曾言及，萧乾一直没答应陆铿的约稿，这次本来也不打算破例。但是陆铿来信提到的问题，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最终决定破一次例。而这一破，不但勇气可嘉，还提出了远比陆铿来信所说的更大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到1980年代，在大陆要说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萧乾确实是惟一的；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很多人也习惯了“看什么都只限于大陆——眼界也只敢限于大陆”。

到1986年，在涉台方面，“新闻处理上是有所改进了”，但“有些事往往还是把台湾人民的功绩摒弃在外”。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及相关叙述，自然也不能例外。曾几何时，中央社前面还要冠以“伪”字。萧乾坦承：“只是我这个胆小鬼就没敢说。我就没勇气说：‘不对，当时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因为根据1949以来历次运动的一些经验，他担心那么一说的话，“岂不大成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不过，当两岸关系进入1980年代中期，他也逐渐认识到：“其实，应该说，而且就今天的政治气候看，说了也不会出乱子。”所以，他非常感谢陆铿的提醒，认为这“十分重要，十分必要”。

不过，由陆铿的来信，萧乾想到的还不仅是“唯一中国记者”的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关键还得从根本上改变态度：我们是一家。”他想起了一件往事。1983年访美时，友人赠了一本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老大公报人陈纪滢所写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本来以为陈氏会把在大陆的这帮老同事骂个狗血喷头，但是恰恰相反，全书怀旧之情跃然纸上。萧乾读后深为感动，急忙转给老同事徐盈等看了。

因应着社会的变迁，萧乾觉得，现在是采取行动、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咱们海峡两岸的同行同业，应当共同树立起‘炎黄子孙感’，应当去珍惜、培植、发扬这种同胞精神，两岸人民各方面的成就，应写进一本账上。”

海峡两岸隔绝了三十多年，中间怎么会没有一道鸿沟呢？萧乾认为，有沟不可怕，关键是“应该承认、正视这道鸿沟，并且一起动手，把它一点点地填补上”。也正因此，他非常赞赏老报人陆铿所做的工作，认为这正是一番沟通两岸的大事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这回也想“破破例”，不再拒绝约稿，而是奋笔疾书，希望借陆铿麾下的园地，澄清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到底有哪些中国记者的问题，从而也为沟通两岸做一点填补工作。

萧乾去世

陆铿撰文怀念 了结一段历史公案

在给陆铿的这封回信中，萧乾不但痛痛快快地承认了陆铿、丁垂远等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在欧洲战场的重要角色，还补充提到一个人，即任玲逊。目前还不清楚，这封回信是否在港台等海外刊物上发表过。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尽管此后并未专门写文章为此做过更正，但萧乾的确在国内通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方式做过回应与澄清。

1991年，萧乾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回忆文章《我的旅行记者生涯》。其中明确写道：“曾经有人说我是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我想在此澄清一下。伦敦大轰炸期间，确实是这样的。可是诺曼地（即诺曼底）登陆、西线大反攻时，舰队街上已经有了由任玲逊主持的中央社。1945年在旧金山，除了中央社，还有来自重庆的其他同行。”

除了自己公开发表文字进行澄清，萧乾也对身边的人多次谈过此事，这些人当时和后来也都以各种方式代他做出过解释。比如晚年经常活跃在他身边的“三剑客”之一傅光明，就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此事。1996年编撰中外名记者丛书《萧乾》卷时，他写道：“有个事实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种报道、论文都把萧乾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事实是，除了萧乾，欧洲战场上还活跃着几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余捷元、毛树清、丁垂远、徐兆墉、任玲逊等。”

即便当年提出质疑的陆铿，在收到回信后显然也理解了萧乾的苦衷。1999年2月11日，萧乾去世，陆铿随后写了一篇怀念文章《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其中还专门说到此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七个驻欧战地记者。任玲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和巴黎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青、丁垂远和我。”陆铿以此形式，为当年那段历史公案作了一个了结。

“我们是一家”

鸿沟仍在 还需填充

可以发现，为了澄清自己并非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萧乾晚年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比如写过信，发表过文章，还对身边不少人谈及此事。但是，即便他的文章发表了，书信公开了，也有人代为解释了，但是误会仍然如影随形，久久难以消除。

以前面谈到的1986年4月24日那封给陆大声即陆铿的信为例。此信最早收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萧乾书信集》。随后，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印行《萧乾选集》时，又收入其中的第6卷即书信卷。2005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萧乾全集》，其中第7卷书信卷亦收入此信。

可惜，《萧乾书信集》出版至今已逾20年，这封给陆铿的回信，却几乎没多少人注意，更少见引用。所以2005年《萧乾全集》出版时，文洁若特意指出：第七卷是书信卷，“其中最重要的是致陆大声（陆铿）的信”，因为信里谈了二战期间都有哪些中国记者采访了西欧战场。在另处，她亦希望读者认真读一下萧乾致陆大声的这封信。里面详细地谈了萧乾当年为什么不写专文告诉读者他不是唯一采访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现在距离《萧乾全集》出版又是五六年过去了，尽管萧乾和友人们多次做过澄清和更正，但还是有人依然故我，坚持旧说。

何以如此呢？或许有人说，收入萧乾给陆铿回信的这些论著太学术化，毛德传的文章也是刊于《国际新闻界》等学术刊物，普通读者一般不会接触，自然会影响传播效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新文学史料》特别是《黄河》等期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俗的。何况一些大众媒体如《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亦曾多次刊文澄清事实。此外，网络上也有些纠偏补遗的文字。

显然，其中缘故应该另有所在。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并发出新闻史名篇《落日》的黎秀石曾回忆说：二战期间除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国报社在欧洲设有常驻办事处的只有《大公报》一家，力量太单薄了。至于共产党方面的新闻人，更是屈指可数，甚至难觅踪迹。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些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能拿来说事的中国新闻人本就不多。中央社是和国民党沾边的，自然不便提；《大公报》本来也不能提，因为被认定是政学系的机关报，对国民党更是“小骂大帮忙”。可是这毕竟是一份曾获得密苏里奖章这种国际荣誉的有影响的报纸，1949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海内外更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尤其在统战工作方面。而且不管怎样，虽然1948年前后一度因坚持“自由主义”而被共产党方面的胡绳、郭沫若等批评，但是萧乾毕竟在1949年以后没有跟着国民党走，而是选择了站在共产党这一侧，留在大陆。所以，萧乾被拿出来说事，称之为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难发现，萧乾被冠以唯一的中国记者，其背后若隐若现的，实际上还包括了多种复杂心态，尤其是仍难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与党派纠葛的阴影。由于历史上这些新闻人并不都是很亲近共产党，甚至一度还和国民党走得比较近，或者又涉及其他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对他们以及相关的新闻活动一直避而不谈。借用萧乾回信中的话来说，一些人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是一家”的心态。鸿沟仍在，还需填充。幸运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国共关系的改善，两岸交往的增加，这种情形已经有所改变。而这，也为重新认识和评估那些曾经的新闻人、那段曾经的新闻往事，特别是理解最近百余年来中国新闻进程的隐秘线索，提供了可能。

插图/何立伟

供图/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