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原标题：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5月13日电　题：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研究室主任 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发表《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全文约2.1万字）。

吕耀东认为，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或目标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着“同一性”特征，且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实施政治右倾化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含有民族主义成分，进一步证实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具有民族主义特质。日本保守势力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体现为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言行，并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及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

吕耀东在文章中指出，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显现民族主义特质。当前日本保守政党奉行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适时与日本盛行的民族主义形成“政治共鸣”，在以“自由主义史观”、“爱国心”及传统文化等方式粉饰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同时，力求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达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不断推动“正常国家论”所言的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特别是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演绎出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内政和外交。日本政治右倾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将长期左右21世纪日本的政治局面及国家发展战略走向。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成因

关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学界有观点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日本民族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但日本的政治现实明确显示，日本经济大国化、社会文化变迁及政府行为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及引导作用巨大，尤其是日本保守政党及其保守主义执政理念显现的民族主义倾向。这说明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有着民族主义的内因。

（一）日本老牌保守派政治家大多扮演民族主义的启发者角色

日本在二战中惨败，使得其曾经“激进高昂”的民族主义迅速被和平主义所取代。但是，随着美国因冷战改变对日政策，“日本人对‘民族’、‘国民’和‘国家’的集体认同，在1955年以后发生了本质变化”。尽管二战后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暂时淹没在和平主义思潮之中，却因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老牌保守派政要的蛊惑而有所萌动。曾经滋生日本军国主义温床的“皇国史观”适时死灰复燃。一批旧军人、旧外交官乃至战犯，以撰写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秘录以及发表日记、手记等学术研究为幌子，否认甚至美化殖民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与所谓“民族虚无”饱受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诟病”，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武士道式”的自杀行为，标志着极端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社会“反动”。三岛由纪夫在生前曾表示，日本人的自我只能从日本的文化中发现，而正统文化的唯一源泉在于天皇。他在《文化防卫论》中表达的民族主义核心是主张建立战后天皇的军事统治权体制并形成民族共同体，以及建设日本整体性文化体系。他这种渴望回到战前的“文化妄想”和极端行为，对当时的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文化震惊”。

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经济大国的地位给了日本更多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并激发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适时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策主张，充分迎合了日本民族主义者追求“政治军事大国”梦想的心理渴求。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地位、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动，加之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经济成就的赞誉，使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复苏，“一亿总中流” 意识使日本国民的大国主义意识不断增强，因战败形成的和平主义意识淡化，并逐渐认可了以日美安保体制“借船出海”的现实存在。日本不再甘心安于只是经济大国的现状，渴望成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大国，重新登上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政治舞台。1985年，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大国化”论、“不沉的航空母舰”论、“从战后解脱出来”等新保守主义理念，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日渐显著。

加强日本民族认同，诉诸否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已经成为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群体迎合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手段。中曾根试图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以克服他认为的、战时的记忆所造成的不断恶化的后果。然而，日本的集体认同并没有被富有开创性的世界主义或宽容的民族主义所取代，他这种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爱国心”，演变为通过审定教科书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结果，助长了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形成了对日本内政外交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二）冷战后形成的民族主义“正常国家论”，导致政治右倾化日渐加强

冷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化，为日本迎来“第三次开国”。而“开国”的含义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这无疑也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极好契机。冷战后，“1955年体制”的崩溃，导致革新政党的衰落和保守政党的不断壮大，日本政治开始了“总体保守化”。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 总体保守化’后所表现出来的新民族主义，与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有很大不同：第一，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自虐史观’，意欲描绘更加‘舒服’的近代史。第二，对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战后’进行改写。他们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这一观点表明了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内涵扩大为在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基础上，试图修改“战后体制”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及其第九条。“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新民族主义”的生成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它直接作用于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左右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对外交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随之，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家发展目标等重大战略层面，表现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右倾化趋势。

在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看来，自民党主流派在战后所奉行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全面阐述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正常国家论”。可以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已内化到现在日本的保守主义政策之中，对内实现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实现“正常国家”成为日本保守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潜移默化地变为日本保守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要求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是日本保守主义政党的政治理想。日本战后经济的巨大成功，使长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及大国意识不断增强，为了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日本保守政党积极迎合日本国内日益盛行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

在小渊惠三内阁时期，小渊首相表面上没有专门谈论保守主义问题，但采取了迎合民族主义的实践行动，他与小泽一郎联手通过“国歌国旗法案”，切实贯彻落实了迎合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执政理念和路线。

（三）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承接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致使政治右倾化不断升级

进入21世纪，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就开始全面否认和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小泉纯一郎无视亚洲殖民及军国主义受害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以首相身份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以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动迎合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随后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等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观”隐患日益显现。安倍等人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宣扬“民族主义”言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生于战后的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未能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

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传承，导致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错误“历史观”。出身于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深受其外祖父、“鹰派”首相岸信介的影响。岸信介因其二战侵华罪行，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获释后仍念念不忘“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出任日本首相期间，岸信介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其言行受到当时日本“和平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安倍晋三却不以为然，他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回忆道：“从幼年时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而且，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其泰然处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为之感到自豪。”这说明，安倍对于岸信介政治思想的承接与认同。可以说，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等要素，决定了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和政治右倾化言行。

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言行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是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实施政治右倾化的社会动因。冷战后，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鼓吹“自由主义史观”论调，大肆抨击日本战后以来所有的历史结论及历史教育为“反日史观”和“自虐史观”，指责这样的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要求“还原”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现代史。在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下，安倍等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观及其政治右倾化日趋显露，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可以说，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及政治右倾化言行绝非偶然，既是日本的“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等社会思潮泛滥所致，又是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环境与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个体因素结合的时代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