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腐拜”与权力迷信

原标题：官场“腐拜”与权力迷信

唐宪宗时期宰相李吉甫上任后，做了一件令同僚们震惊的事——撤掉中书门下政事堂内一张摆了几十年的床榻。那张床曾被历任宰相视为镇室之宝，官员们笃信搬动床榻会破坏风水，导致头上乌纱帽不保。更夸张的是，因为担心丝毫的移位都会对官运不利，以前的宰相不允许下人打扫卫生。偏偏李吉甫是个不喜迷信的人，上任伊始就“命撤而焚其下”，据说最终从床下清扫的尘土有“十四畚”。

认为一张藏污纳垢的旧床关乎仕途，如今看来自然是极其荒唐的，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官员对风水的迷信却是官场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人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解释，通常指向虚妄的超自然力或祖辈福荫，这种敬天畏祖的传统与五行、堪舆之说交相辉映，一直是掌权者巩固统治地位和愚民的重要手段。直到近代，很多曾被视为正统的做法才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然后关进历史的小黑屋。

尽管科学知识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神鬼之说已不再被当成解释未知事物的方法论，但在民间社会，仍有一些封建残余以传统文化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风水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风水文化在中国官场死灰复燃，改革开放之后涌入中国内地的香港、台湾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历来迷信风水文化的港商、台商，对中国内地官员进行了风水文化的重新普及。

内地官员的风水丑闻，随即成为官场的一道奇特风景。一个被引述最多的案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听风水大师说自己有当副总理的命，但要改变“命里缺桥”的命数才能飞黄腾达。于是他下令让国道改线，耗资数亿元在当地水库上修了一座“岱湖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结果胡建学很快就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而落马，那座桥从此有了“逮胡桥”的别名。

在近几年曝光的落马官员的事迹中，几乎都少不了与风水迷信相关的奇葩故事。原河北高邑县委书记崔欣元在落马前，曾听从风水大师的指点，购置一架退役战斗机放在县委大院门前的丁字路口“挡煞气”；山西交口县原县委书记和县长因为自己多年未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的风水不好，最后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重修了牌楼，并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

最新被媒体曝光的案例是，在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双开”的通报材料中，明确写着他曾“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报道，李春城为求官运亨通，曾将祖坟迁往都江堰的风水宝地，并花费千万元做道场。同样备受关注的是，因涉腐涉贿而落马的四川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曾在主政期间花2000万元建造一座“西蜀天梯”，据称也是他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而建造的“青云梯”。

从将谐音不好的江苏骆马湖改为“马上湖”，到山西灵石县委书记将石膏山更名为“仕高山”；从河南淅川县林业局斥巨资修水泥迎客松祈盼仕途常青，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办公室供奉“大师”王林赠送的“靠山石”；从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送礼受贿和侦办命案都要算卦，到河北广宗县财政局在办公楼上放“照妖镜”……迷信风水、迷信“大师”，似乎已成很多落马官员的“标配”。

不过，公众可别只将这些官员迷信风水的事件当作笑料或谈资，只要仔细深究，这些案例基本都直接或间接地通向“腐败”这个关键词。在一个腐败之风横行的官场，官员迷信风水常常是源于内心的恐惧。那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风水”，其实是因为他们“一边贪污腐败，一边拜佛烧香”，他们求神拜佛妄图获得神灵庇佑，一来希望自己能够顺利地升官发财，二来祈求自己的贪腐行径不被暴露。

由此可以看出，流行于官场的风水迷信，实质上折射的是一些官员对权力的迷信和迷恋，而这种扭曲的官场文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场腐败。风水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腐败，但当官员与风水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商人找到一种与官员套近乎的新方式。很多官场“腐拜”都是“官员迷信、商人买单”，与传统意义上的行贿受贿一样，这其中也涉及官商之间的利益交换。

官场“腐拜”是对现行体制的嘲讽，也潜藏着很多危害。中国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县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相信求签、面相、星象或解梦。要是官员觉得自己的升迁都由风水决定，他们必然不会再奉行对百姓负责的理念。如果任由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风气在官场肆意蔓延，我们的公共治理将走向何方？

当越来越多的官员失去执政为民的精神信仰，甚至试图通过“腐拜”来掩饰自己的腐败，显然就意味着这股歪风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当前，中共高层推出了一系列反腐举措，对于违建奢华楼堂馆所的乱象也推出了整治禁令，但是，那些显性的腐败容易叫停、整顿，可隐藏在官员办公楼里、扎根在官员心里的官场风水迷信，却往往会被忽略。官场“腐拜”肆虐，是时候好好反一反了。

文/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