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站选址，艰难求解“邻避困境”
原标题：垃圾站选址，艰难求解“邻避困境”
2012年5月23日，广州，上百名花都、清远居民表达反对在花都区汾水林场建垃圾焚烧厂的诉求。图/CFP
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激增至目前的7.3亿，作为配套设施，垃圾焚烧厂、殡仪馆等也在同步建设，但普遍面临困扰全世界的“邻避困境”。邻避困境，是指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附近设施（如垃圾场、核电厂等）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并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从北京到香港，从广东到浙江，垃圾焚烧厂、殡仪馆等项目无一例外受到周边居民抗议。“欢迎建设，但请离我家远一点”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国各地正艰难求解“邻避困境”。
综合实习生成婧、《经济观察报》、《东方早报》、新华社报道
困境一
项目不得不建，一“闹”就建不成
浙江杭州市正在公示的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城西中泰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了民众不满。因担心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城西大批居民通过公开信、QQ、微博、微信等方式互相联系，联名进行抵制。广东化州市丽岗镇及附近部分群众本月两次聚集，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
事实上，这些公共设施，有着“不得不建”的苦衷。比如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建设。由于我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两种，如今很多地方垃圾已无地可埋，而焚烧推进又陷入困境，城市面临的垃圾处置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具备建设刚需。
尽管不少人从理性上能接受这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但当回答“建在哪儿”的问题时，“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诉求又会再次出现。许多“不得不建”的公共设施一“闹”即停。
[解困途径]
政府搭建第三方平台，与公众认真讨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解决一闹就建不成困境，不妨在项目选址前，“把这些项目都拿出来讨论，这些PX的项目的建设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要相信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中看着，看的过程中会有学习，”郭巍青说，“政府应该认真地去参与这些讨论。而不是躲在一边。”他还建议，政府有时也不一定都要事事走上前台，一旦走在前台，回旋余地就小，不妨以第三方的角色存在，“你要先构建一个三方的格局，再来讨论，应该怎么做。如果政府越愿意讨论，公众也许会觉得政府说得有道理，最终也会信服。”
困境二
停建之后，项目到哪里，抗议到哪里
有媒体分析我国“邻避”的固有模式是：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压制，抗议升级，政府妥协，抗议结束。然而垃圾焚烧厂、殡仪馆、PX项目还得要建，于是项目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邻避困境。以2007年厦门PX项目为例，当时民众认为该项目可能污染周边环境，便通过“散步”抗议，政府最终叫停。2009年，该项目迁址福建漳州，仍然遭到漳州东山县民众的“散步”抗议。此后，PX项目渐渐被人描述成“有毒”“污染环境”，哪里将建PX，哪里就会招来抗议。2013年5月，昆明突然宣布将建PX项目，招来民众抗议，最终昆明市市长说：“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
此外，广州自2009-2011年间，花都、番禺等多地屡次选址欲建垃圾焚烧厂，曾招来附近居民持续抗议。
[解困途径]
对利益受损方给予最大补偿
广州市两年前实施了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以污染者付费、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所在区为受偿区，生活垃圾输出区为补偿区为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生态补偿机制，力求平衡垃圾产生区与处理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郭巍青对此认为，政府应该帮助全市的市民都认识到，垃圾不在我家旁边烧，如果一定要放在某个地方烧，“那一定是别人帮我做了某个事情，那么我们就应当去补偿他。”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圣中说，对其中触及利益的部分，适宜用利益补偿的方式来解决，尽可能使利益受损方得到补偿最大化。
困境三
抗议的公众对政府的解释老不信
《学习时报》曾刊文指出，在诸多“邻避”运动中，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解释很不信任。政府公信力的削弱使民众多倾向于怀疑政府所说的一切。
信任的崩溃是政府自己造成的，比如某些地方政府漠视污染问题，在环评中造假。如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环评中，由于政府官员、专家和厂商结成了利益联盟，其环评结果自然得不到公众认同。近年来发生的血铅超标事件，多源于环评中的“卫生防护距离”造假。如浙江德清事件中，500米范围内的113户居民被“遗漏”。这些现象，使得民众无法相信政府“控制污染”的承诺。
由于相互的不信任，地方政府往往在项目起始阶段进行信息封锁，厦门的PX项目、四川什邡项目，政府不公开信息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民众一旦得知后，往往出现激烈反应。
[解困途径]
信息公开范围尽可能最大化
刘圣中认为，首要的是做到信息透明化。以广东化州建火葬场的事件为例，不少市民表示“项目开工才得知消息”或“开建前毫不知情”，认为政府方面没有事先征求意见，而政府方面则表示“开过听证会”。“政府越藏着掖着，就越不得民众信任，”刘圣中认为，信息公开范围要尽可能最大化，让更多的利益触及者参与讨论，不然沟通就缺乏有效性。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对于通过利益补偿也无法解决的纠纷（多指心理层面的因素），政府部门需要更多的耐心和信心承担起解释沟通工作，进一步与民众建立互信关系。
[他山之石]
德国：“共识会议”化解冲突
在德国，曾采用“共识会议”的方式化解邻避冲突。地方政府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前，会与当地居民代表沟通对话，反复讨论。而居民可选择自己信赖的专家主持环评，一同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虽名为“会议”，但达成共识的时间往往长达一年。
台湾：台北每烧1吨垃圾就拿出200元回馈居民
在台湾地区，现有20余座大型现代化垃圾焚化厂。其早年兴建时，也遭到选址周边居民反对。为了得到理解和支持，当局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制定了严格环保标准、政策宣导、建立回馈机制等措施。现在人们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抗拒。台北市木栅垃圾焚化厂厂长蔡崇助说，台北的内湖、北投、木栅等三座垃圾焚化厂在厂区或周边建有网球场、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和图书室等设施，免费或低价供周边居民使用。在台北，焚化厂每烧１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
香港：项目拿不到舆论主导权，很难获得通过
香港应对“邻避困境”有一套既定程序。据香港离岛区区议员周浩鼎介绍，在香港，特区政府兴建任何厌恶性的设施，都能做到公开透明。无论最终能否兴建，都经过充分的社会讨论，依足程序。这套程序包括选址、环境评估、地区咨询、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周浩鼎说，在一切程序顺利的情况下，政府会将项目提交立法会申请拨款。如果项目拿不到舆论主导权，很难获得通过。 综合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