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里的谭延闿

1911年10月31日傍晚，一群士兵抬着一顶空轿子堵在荷花池的谭家大屋门前。

“我们管带命令谭延闿快去当都督！”大兵大喊：“谭延闿，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话一落音，就是几声清脆的枪响。谭延闿最终“被逼”上任。

料想，谭延闿一生整整50年，在政坛风起云涌不到30年，办过学校，做过都督，倒也算是官运亨通，人称“水晶球”：“貌似浑厚，心实险诈；外表迟钝，内却机敏。”“被逼”上任，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

官场的平衡与倾轧向来都是云谲波诡，当下最火热的美国政治剧《纸牌屋》，就把这种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链刻画得入木三分。

与剧中主角弗兰克果决残忍相比，谭延闿八面玲珑，但他们都处于同一种政治角色当中：既被置身其中的权力所束缚，又不断巧借机会为自己谋福祉。

文/实习生成婧 记者陈文嘉

积累

中会元不留翰林院、当学堂监督

谭延闿的政治生涯原点在长沙城内的新式学校。

他祖籍茶陵，生在浙江，又在甘肃兰州生活了7年，1889年，父亲谭钟麟因病辞去陕甘总督之职，9岁的谭延闿随父母来到长沙，住在荷花池（今荷花池、茅亭子一带）。1902年，谭延闿中举。那年他22岁，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

他的父亲是谭钟麟，曾任陕西、浙江、两广等地的封疆大吏。谭延闿中举后，恰逢清廷颁布新学制，湘籍留学生回湘创办新式学堂，留日生湘潭人胡元倓在长沙创立了明德学堂。但反对者也继起，长沙城内强绅王先谦、叶德辉和孔宪教视新学堂如洪水猛兽。

1904年，24岁的谭延闿参加过清末最后一届科举考试，成为有清湖南省建省以来的第一位会元。考中会元后，王先谦找到谭钟麟，认为谭延闿应该留翰林院学习，但他没有。谭钟麟表示认同，且十分痛惜地说：“将来破吾家者，必此人也！”

回到长沙，胡元倓邀请谭延闿参观明德学堂，告诉他明德学堂经费紧张，谭延闿表示愿意资助——年轻的谭延闿与老迈的王先谦意见不同。

王先谦频频向明德学堂“发难”。他先是以学生课卷上有措辞激烈的评语为由，向巡抚赵尔巽告状明德学堂师生“倡言革命，蓄意造反”，谭延闿等人力保才化解麻烦。王先谦又获悉黄兴等人以明德学堂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报告赵尔巽，致使黄兴遭全城搜捕。谭延闿又从中“作梗”，帮助黄兴逃脱。

谭延闿与王先谦的关系至此疏离，但也交到了黄兴这个朋友。

从1903年至1906年前后，谭延闿身兼明德学堂校董、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湖南教育会副会长等要职，他获得了新的身份。

发迹

成立宪政公会、当选议员、竞选议长

从长沙兴汉门沿着蔡锷北路往南100米，拐进红墙巷，再往前300米左右，就是民主东街24号，今省总工会大院，也就是当年的省谘议局。谭延闿在这里工作了两年。

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仍是明德学堂校董的谭延闿在长沙成立“宪政公会”。此时，谭延闿又多了一重身份，他被外界视为立宪派的一员。

随后，清廷决定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据《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设湖南谘议局筹办处情形折》记载，除地方行政机构参与外，包括王先谦、谭延闿、黄忠浩等八名在内的“绅士”也列名筹办。

筹办议员选举时，议员们也会试着拉票。某些担任调查员的绅士，称“父老有不知所谓者，则告之曰诸君勿惊，但书我名”（《宪政新志》）。

谭延闿当选议员的选票并不是很高，但在1910年的议长选举中，30岁的谭延闿高票当选议长。之后他迅速掌控了整个谘议局的主导权。

他在谘议局成立大会上致辞说，议员代表的是全省人民的利益，谘议局与地方政府不是依附关系，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据《湖南谘议局议事录》统计，第一届年会共召开30次正式会议，议员提交了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社会风俗、交涉、交通等方面的提案。

然而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等绅士并不热心谘议局这项新生的政治事物。王先谦虽然被巡抚岑春蓂任命为谘议局会办、地方自治筹办处会办等职，但他起初以“旧疾积久不平”而推辞，其后又因为推辞不过，干脆“挂名籍末”，仅任谘议局候补议员，但从未参与过谘议局的任何活动。

强绅王先谦政治地位下降谘议局对抗巡抚

谭延闿往日的“反对者”王先谦彻底被边缘化是在抢米风潮之后。1910年，长沙爆发抢米风潮，米商王先谦、叶德辉因不满巡抚岑春蓂整饬厘金税卡而发起倒岑活动。

岑氏请求朝廷出兵镇压，后者认为王先谦阻碍岑春蓂举办义粜，叶德辉家中积谷万余石而不肯减价出售，下旨将王先谦和叶德辉等人革职。王先谦等人只好认命，干预政治能力下降。

风潮迭起时，谭延闿等人也不忘借机“捞上一把”：谘议局顺势与王先谦等人联手倒岑，他们意图控制财政大权，发布“更换抚臣”联名公电，清廷对谭延闿等人的举动颇为恼怒，称“谘议局权限载在章程，不容逾越。如借谘议局之名，于不应与闻之地方公事借词抗阻，即著从严参撤”。谘议局与地方以及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加剧。

1910年，谘议局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议员与湖南巡抚围绕地方经费预算、征收田房契税权力、以及争夺地方路权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谘议局的要求均没有得到满足。

“谘议局与清政府之间的裂缝，为辛亥革命中谘议局绅士纷纷转向革命埋下了伏笔。”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阳信生说。矛盾似乎无法挽回。

登顶

“我们管带命令谭延闿快去当都督！”

1911年，机会来了。

那年，武昌起义。湖南新军也响应宣布革命。在长沙宣布光复第十天的傍晚，一顶轿子急匆匆地被抬到了荷花池谭家大屋的门前。抬着轿子的大兵大喊：“我们管带命令谭延闿快去当都督！”谭延闿大惊失色：自新军管带梅馨发动兵变，设计杀了上任才10天的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后，长沙城眼看着就要变成了一个屠场，这下肯定是大祸临门了。

正当谭家乱成一团之际，大兵们却有些不耐烦：“谭延闿，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说着便是几声清脆的枪响。谭延闿当晚“被逼”走进了都督府。

谭延闿当晚被梅馨按坐在长条桌前，他结结巴巴地说：“今日之事，是我没有料到的。我非常非常害怕。但是事已至此，我也怕死，不敢有违你们的意愿。我是一介书生，不是带兵打仗的人，怎么能做管兵指挥打仗的都督？但为了湖南不再乱下去，我奉母亲之命暂时勉为其难，免得桑梓遭受劫难。咱们还是先来个约定，一起服从军纪，服从军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事了。”与他出资办学的说辞一样，谭延闿答应任都督前，说的也是“奉母亲之命”，但“暂时勉为其难，免得桑梓遭受劫难”，为了家乡，只好遵命。

有部分学者认为，梅馨的兵变实际上是谭延闿为争夺权力而策动的。因为在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后，谘议局的立宪派绅士要求在军都督府之外设立参议院，同时还在都督府下设立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任参议院院长和民政部长，将权力中心移至谭延闿手中，但此举很快被革命党人驳回。

倒台

“二次革命”中见风使舵，得罪袁世凯

进入民国的谭延闿，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并不高明，革命党人阎幼甫回忆，谭延闿曾闹过一个大笑话。

1911年，长沙光复之后，谭延闿当任民政部长，在民政部贴出的第一张告示之上，谭延闿署着“中华国民军政府湖南民政部”的头衔，把“中华民国”写成“中华国民”满城张贴。有人向他解释，“民国”相对“帝国”而言，他才恍然大悟。谭延闿曾说，“要我像谭复生（嗣同）那样，洋书也读，‘帮书’也读，我办不到，读不进去。”有人称谭延闿是一个“书非三代两汉不读，官非选任特任不做”的旧派官僚。

谭延闿以“混”字见称，左右逢源，这一点像极了旧派官僚为官处世的做法。

1912年，刘人熙的女婿贝允昕，曾来到长沙走访谭延闿，谭延闿问他最近过得如何，贝允昕回答说“混”。谭延闿听后，哈哈大笑，说道，好啊，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为用大矣哉”。这话传遍了整个长沙城。

任都督后，他既与革命派亲近，又借重立宪派的力量，两面讨好。这在“二次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革命党人周震鳞回忆称，发起讨袁战争之前，他们曾屡次催促谭延闿加紧布置军事，但他却只是敷衍了事，直到征得黎元洪“暂为一计，阳为附和，徐图平”的回函后，他才于7月25日通电宣布“独立”。讨袁失败后，谭延闿于8月13日自行通电，宣布取消独立。当天的《民立报》还刊载了谭延闿的取消独立宣言，称：“大势所趋，皆以保境息民为主。湘省既不能以独立为支柱，又何可以全省为牺牲，于事无裨，于心不忍。”

谭延闿知道湘督之位即将不保，为取得袁世凯的重新信任，他让黎元洪多次为他辩解，同时自己也以退为进，称“湖南独立，系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为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但袁世凯对于谭延闿的反复无常仍然耿耿于怀，不久后便罢免了他的都督一职。谭延闿结束了他的第一次督湘。

当时还有传闻称，谭延闿被罢免之后，来到北京四处寻找机会。但袁世凯接见他一次便把他晾在了一边。谭延闿等了几个月，每天除到东兴楼、福寿堂、明湖春、丰泽园、便宜坊、致美斋和劝业场的小有天等地方吃喝以外，就在琉璃厂的古书店里兜圈子，最后失望而归。

（参考文献：《谭延闿日记》、《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谭延闿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辛亥：湖南故事》、《米谷贸易与货币体制：20世纪初年湖南的经济衰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