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之后，曾有一批西方电影人到访，并以中国为主题拍摄电影纪录片，其中包括安东尼奥尼、伊文思等大师级的人物。不过，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差异，让西方人眼中古老“东方龙”焕发朝气的景象，也在不经意间成为误读的影像。

由上海文广新闻中心制作的纪录片《看懂中国——外国影像里的60年》，梳理了建国60年来一些曾经引发争议的关于中国的海外纪录片。通过截取纪录片的镜头，以及拍摄者的回忆和讲述、经典重访，回溯30年的变迁，再现中西文化从误读到理解的过程，以及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北京的星期天》，错别字挡不住激情 克里斯·马克——写给儿时向往的回信

从《北京的星期天》海报和片头错误百出的汉字中，不难看出那个年代，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认知的缺乏。不过在20分钟的篇幅里，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处处流露出对中国的爱慕，《北京的星期天》几乎就是导演写给自己儿时向往的回信。

影片的开头，他就以讲述者的身份直陈了对中国的热情，说北京其实是他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30多年来，身在巴黎的我一直向往着北京，尽管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天马行空的想象从书本里得到了一些依据。

糖纸上的形象 现实中的孩子

20分钟的《北京的星期天》中，克里斯·马克以他一贯的电影散文风格，展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将他所见所闻浓缩成一天的影像记录。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朴素温馨的生活、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以及天真无邪的孩子，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用父母的语言为北京孩子的影像配解说词，而且将中国孩子的形象和法国儿童的幸福类比。“这些孩子是如此惹人喜爱，他们的形象曾出现在我们父母的巧克力糖纸上。很难让人相信在25年前的北京，每天早晨都能在街上发现死去的儿童。”

“运动员矫健的身姿完全颠覆了所谓‘东亚病夫’的中国形象。”在影片中，克里斯·马克用大量的篇幅拍摄体育运动的场景，让西方民众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同时，克里斯·马克还拍摄了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大游行。影片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玩具和动画的形象，其中包括剪纸、皮影等，从这些画面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工艺与民间艺术对法国摄制组的强大吸引力。克里斯·马克还在自己名字旁放上了他最喜爱的动物——猫，在他后来的影片里，猫的形象千变万化，成为克里斯·马克的一个标志。

“当时所有的旅社都叫差不多的名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法国巴黎，几经周折，来自上海的电视记者找到了已经89岁的克里斯·马克。不过这位倔强的老人一贯排斥媒体，最终只答应接受口头采访，拒绝拍摄和录音。对于那次到中国的经历和感受，影片顾问法国著名女导演、“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记忆犹新。

阿涅斯·瓦尔达回忆说，1956年，克里斯·马克邀请我拍摄一部纪录片。第二年中国政府通过友好协会正式邀请了我。当时小组有七八个人，中国政府认为这部纪录片很有用。“当时联合国还没有承认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好像她不存在一样。现在我们当然可以对此一笑而过。”

《北京的星期天》完成之后，阿涅斯·瓦尔达在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的天桥，到上海的戏院，再到三峡，一直走到云南，1957年才回到法国。当时中国人的封闭、羞涩、好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到住处的时候，发现当时所有的旅社都叫差不多的名字。有一个服务员过来送热水，之后过了没多久又有人来送水。其实送水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只是想来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样子的。”

在中国旅行期间，瓦尔达拍摄了大量照片。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法国电影回顾展在北京举行，瓦尔达带着她的9部电影参加了展映，同时她在1957年拍摄的100多幅照片也在北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我的孩子们都去过中国。我的孙子奥古斯丁去过北京、昆明。另一个大一些的孙子在美国读书，也在中国待过一年。我觉得，以前学生大都喜欢去美国，而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去中国，我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的。”

从《愚公移山》到《风的故事》 尤里斯·伊文思——从忘却到记忆

1970年代，和《中国》一样具有影响力的，是荷兰的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前者历时22天拍摄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影片。后者则历时4年完成了总计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值得玩味的是，拍摄32年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在中国首次公映的形式，彰显出跨越时代的理解和宽容。但是在经历了当时短暂放映之后，《愚公移山》却逐渐被遗忘。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在中国特殊的年代，几乎同时到达。一个拍了4年，一个只待了22天；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观光客；一个努力寻求理想，一个试图理解真实。最终的结局为何相去甚远？

《愚公移山》，4年素材12小时影片

从1972到1975年，伊文思用4年的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包括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接触了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 演员、解放军、售货员等各种人群。《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通过12集的分标题，就可以看到《愚公移山》取材之广。在这部最终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中，伊文思努力地理解当时中国出现的新的思想，新的语言，以及新的社会面貌。伊文思想用几乎中国人都知道的愚公移山，形容当时他看到的新中国的变化。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罗丽丹来到北京开始准备影片的摄制工作。虽然拥有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协助，拍摄过程仍困难重重。伊文思夫人、助手罗丽丹回忆说:“起初周恩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摄像机来中国。我们回答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周恩来说，你们不一定要光拍中国美好的东西。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到法国做好了准备工作，再次来到中国，开始拍摄《愚公移山》。”

1975年，当时伊文思一行回到中国来补拍一些镜头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愚公移山》12个章节中的7个。罗丽丹说:“我们遇到了很多阻挠，江青是当时的电影协会会长，向我们提出影片中61个地方需要删减。这并不是出自周恩来的意见，他当时病得很重。周恩来通过别人告诉我们，尽快结束电影的拍摄，并且带到巴黎去放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伊文思悲痛万分。同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上映，随后伊文思又带着影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最终捧回了金狮奖。美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电视机构争相购买播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