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施光亨。

“文革时期‘四人帮’弄了另一套简体字，因为没有人大规模用，最后‘四人帮’一下台就立即被废止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资深对外汉语教学专家施光亨家的客厅里，摆着六个书柜，上面一丝不苟排列着的，竟然全都是各种语言各个版本的词典。

6月1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倡议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施光亨20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条消息后，马上就给国台办写了一封信，并在24日托人交到了主管负责人手中。后来这位负责人回复施光亨说:“我们知道您编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但是马英九说要合编，我们支持他们。”

原来，早在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就联合台北中华语文研习所，以民间身份共同编写了《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当时，施光亨是这本辞典的主编，“马英九不知道大陆和台湾已经合编过一本辞典了，我写信给国台办就是要说明这件事情。”

如今看来，《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无论是在编写动机和操作思路上，都与马英九所说的《中华大辞典》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前者编写过程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同样可以对未来《中华大辞典》的编撰提供借鉴。

6月30日，施光亨教授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合作十三年前就已开始

《国际先驱导报》:当初怎么会想到编撰《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

施光亨:1995年，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与我们学校合作开办分校教外国人学汉语，但是发现两岸的文字存在差异，外国人容易产生误解，特别是很多字虽然字面上相同，但是字义完全相反。所以1996年春，双方就提议由中华语文研习所出钱、北京语言大学出人合作编撰这本词典，2000年6月12日词典正式编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压到2003年才出版的。

《国际先驱导报》:编纂过程是不是很辛苦？

施光亨:阿拉伯谚语说，上帝要惩罚谁，就让谁编词典。编词典确实是个累人的活儿。那个时候因为是主编，我的责任很大，为了了解整体编撰进展和情况，那四年多，我通常每天只睡5小时，一周要同编辑开一到两次会，探讨编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夫人经常笑话我说，我们家买的颐和园年票一年都没去两次，真是亏大了！

台湾人不知何为火车“硬卧”

《国际先驱导报》:当时发现两岸词语有哪些异同之处？

施光亨:这本词典共收录了45000个字、词，两岸共用的词条42700条，大陆特有的1300条，台湾特有的词条1000条。两岸词条存在差异，例如大陆说“激光头”，台湾叫“镭射头”；大陆说“间隔号”，台湾叫“音节号”；大陆的“咖啡伴侣”，台湾叫“奶精”；大陆说“渠道”，台湾说“管道”。台湾特有的词“建坪”，就是指建筑的面积单位，“建照”指建筑许可的执照，不同的称呼也体现了两岸不同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影响。“渠道”体现的是大陆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影响，“管道”体现的是工业文明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董事长何景贤也表达了两岸文字的差异，很多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学习中文的大批外籍人士，从欧美、日本、亚洲各地涌入大陆后，发现简体字不认识了。比如少数专有名词，如“戈巴契夫”，大陆人听不懂，大陆叫“戈尔巴乔夫”。甚至地名也有一些改变，像寮国，大陆说老挝，在台湾说寮国。有些是台湾专有的词语，例如“巨蛋”在台湾就是指室内圆形的、像鸡蛋型的、室内综合的体育馆。说要建“巨蛋”并不是说要弄一个大炸弹。有些是大陆专有的，大陆这边买火车票的时候要硬卧、软卧，台湾人听不懂怎么回事。

收录文字要有群众基础

《国际先驱导报》:《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推出后反响如何？

施光亨:这本词典的发行量和反响还可以。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都刊登了出版消息，评价也不错，初版印了3000本，后来又印了第二版。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呼吁通过民间方式合编《中华大辞典》，您觉得采用什么方式编比较好？

施光亨:我支持用民间方式编撰。政府应支持和资助，但是不能光依赖政府力量，特别是语言文字的变化不能靠政府的力量，而一定要有群众基础，一定是要流行得差不多了才使用起来并收入常用词典。文革时期“四人帮”弄了另一套简体字，例如西藏的“藏”字用草字头下面一个“上”字来代替，建设的“建”则是走之底右边是“占”，因为没有群众大规模用，最后“四人帮”一下台就立即被废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