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从缺衣少食的短缺经济逐步走向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从僵化封闭逐步走向改革开放、进而融入世界全球化浪潮；从战天斗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年代逐步走向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三十年。其中作为改革开放事业“排头兵”和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可谓居功至伟，成效最为显著。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走过的历程，品味改革开放的一个个精彩片段，我们完全可以为已取得成就和所选择的道路而自豪，更有信心去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大包干”：拉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突破的，而第一艘从计划经济体系坚冰中破壳而出的帆船就是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我国农村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生产队打钟上工，农民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劳动成果。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干活大呼隆，吃饭大锅饭”。有着勤劳传统美德的中国农民，在旧体制的桎梏下，许多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活在吃不饱，穿不暖，住泥房，家徒四壁的贫困之中。

与其坐而受穷，不如起而图变。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所谓“大包干”就是农民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得。农民群众把它形象地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冲破了严重束缚农民群众积极性的旧体制，它一经诞生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很快就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1981年下半年以后，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发明权是农民的”大包干、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制遍及全国。

我国农村体制改革在获得历史性突破之后迅速发展、深入，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连续制定了5个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政策对路，农民致富”，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实行大包干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为我国后续进行的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税费改革、甚至是新农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包围城市：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正当农村轰轰烈烈开展“大包干”的时候，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此为发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

企业的改革难度显然要远远超过了农村的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下进行的各种路径的探索，效果都不太理想。从1986年底，企业改革又回到了仿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是在农村“一包就灵”的承包制，在企业改革中却没有那么灵验了。承包制下出现了“穷庙富方丈”的经营者短期行为、“包盈不包亏”等问题。承包制下也可能涌现出一些明星企业和企业改革的风云人物，甚至成为电影、小说描写的主角，但大多也只是昙花一现。在1989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又转移到了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上，包括“清理三角债”、治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等等，国企改革措施给人感觉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直没有找到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良药。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不仅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是涉及到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改革。1982年，宪法赋予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1984年以后，一些企业开始用股份制形式改造老企业和组建股份制公司，这一年的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私营经济也获得了合法地位，乡镇企业也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宽松的外部环境，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连邓小平同志也感慨地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蓬勃发展，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服务业等实行市场调节。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进一步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深刻地概括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市场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标签。

这一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也是围绕着“分权让利”的“包干”思路来进行的，从1980年“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到1983年“利改税”，再到1985年之后各种包干制，给地方分权、给企业让利的包干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税高度集中的状况，对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一些地方“包了不干”，把支出的硬缺口留给中央，结果是“包死中央，肥了地方”；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而存在的财力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中央又缺少进行调剂的财力，结果“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严重，小烟厂、小酒厂、小化肥厂遍地开花，地区之间相互封锁，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引发了各地之间的“棉花大战、烟草大战、皮革大战”，财政包干制走到了死胡同。

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发挥社会主义企业活力的方针提上日程的时候，金融体制改革也必须改革才能与之相适应。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所讲：过去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是会计出纳，是货币发行公司。于是人民银行开始完全摆脱具体银行业务、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和恢复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并恢复了已中断2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开始起步并有发展。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由场外分散交易发展到场内集中交易阶段。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也开始得到更多的运用，一个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化的金融体制改革路径逐步清晰并得到推进。

价格改革是诸多改革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改革。在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转变中，我国采用了价格“双轨制”这样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

价格双轨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开辟了在短缺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克利茨曾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一些腐败分子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时而将平价的商品转为市场出售，时而又将市场的商品变为平价商品，一批“官倒”、“私倒”从中渔利，大发横财，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十亿人民九亿倒”、“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顺口溜便是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

一般来说价格改革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更需慎而又慎，1985年以后我国的通货膨胀已露苗头，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已经居高不下，但在“通货膨胀无害论”和“长痛不如短痛”思路的影响下，想通过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实现“大步改革”，实现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的“双闯关”，终于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的苦果，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高达18.5%，在涨价预期下，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抢购风”和提款风潮，在最严重的时候，不制冷的冰箱、没颜色的彩电，居然也成了人们抢购的紧俏商品。国家只好出台强力紧缩政策，急剧压缩投资，收缩银根，调整利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加之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低潮期。

市场化改革的重新起航

198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到底应向何处去？在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上争论突然加剧，一些人把改革失误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进而否定改革本身。

从改革开放中尝到了甜头的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也有一些不满和牢骚，甚至对旧体制下的一些“优点”有些留恋，但是相信没有谁会愿意再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全社会期盼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热情不断积聚。

1992年年初，已是88岁高龄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用他那简单明快、人人能懂的邓氏风格语言，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关系、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等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不仅意味着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重新起航，而且有了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来指导前进的方向。

经过休整的巨轮再次起航，其前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债转股、三年脱困到“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战略布局，战略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改革“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到了国有企业改革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新税制，建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机构、住房、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外贸、外汇、价格、社会保障、教育等全方位地推进。

在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中，悄然间我国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其一，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问题解决了，市场上不再是老百姓愁买不到东西，而是商场愁东西卖不出去。其二，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三，价格改革“水到渠成”，商品的定价基本上都已经由市场来决定，人民群众也不再觉得价格难以承受了。其四，中国经济已经成功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其五，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基本上实现了从计划指令向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转变。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抗风险的能力和宏观调控的艺术。

科学发展观下的广阔前景

从1978年至今的29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成为近代历史上持续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十六大正式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强调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中国能否跨越这一国家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实现长久繁荣，成为摆在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十六大以来的种种变化显示，经过2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改变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有失同步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以人为本，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十六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五年以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执政理念，在中共领导人各种场合的谈话中和中共各种文件中高密度表述。政府开始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再就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与群众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工作，加大对农业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发展城乡文化体育设施，坚决惩治党内腐败，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和基本要求。经济发展不再是简单追求和保持“快”的增长速度，而是转向“又好又快”之路。

五年以来，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地区和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节能减排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围绕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立了建设新农村的全新政策体系；工农业产品总体上供给能力大幅提高，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社会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空前加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蓬勃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同步发展。（中国经营报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经济教研室主任 梁朋）

编辑： 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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