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天主教徒比中国更多，越南和梵帝冈有深入地、直接地讨论建交的问题，最后协议是：所有国内主教的挑选，都由梵帝冈提名，最后交由越南政府委任。情况恰如“一国两制”的香港，特首及主要官员的最后委任权都交给中央。

在意大利，天主教成为国家精神的主体，梵帝冈就在首都罗马以内。在英国，圣公会亦间接主导了英国人的思维，连皇室也要定期去教堂。在中国，诸教共存，差不多主要的宗教，诸如儒、道、佛、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中国找到。以往中国更有拜火教、犹太教，以至东正教。但为何单一的天主教，很难重投梵帝冈的怀抱？而中梵的建交又困难重重，一波三折呢？最近天主教爱国教会主席的逝世，又带来什么影响呢？

天主教徒遍全球

基督教目前是全球最多信徒的宗教，共有十二亿，比起伊斯兰教徒，还多一亿。但若细分为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派，天主教徒就只有八亿多人。和伊斯兰教不同之处，天主教组织力更强，向心力更大，梵帝冈教廷一句话，全球五大洲的八亿多人便听命，因为梵帝冈形同一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各地的枢机主教形同驻外大使。虽然梵帝冈的领土不足半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千，但有自己的银行，每年的财政收入及开支都超过二亿美元，超乎一个小国的经费，而梵帝冈的人均生产值更超越二万美元。

任何宗教都导人向善，但天主教教士却有助纣为虐的个案，部分教士藉殖民地的扩张而扩展教务，教堂往往建于堡垒的旁边，马六甲的圣保罗堂、澳门的大三巴便是最典型例子。差不多整个中南美洲之所以天主教化，主要是拜殖民主义之“赐”。天主教自明末开始，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但中国的老百姓对天主教有戒心，亦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反天主教往往等同反帝国主义。

建交是一种需要

在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天主教爱国教会成立，和梵帝冈断绝关系，所有教区的主教都是自选自任命，归国家的宗教部门管理，等于是一种自立行动，其他的基督教会亦复如是，唯一的分别，是天主教教士仍然有部分企图和梵帝冈保持联系，因而便有所谓地下教会，又称公众教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宗教都想进行革新，在革新的阶段，天主教会便变得无所适从。中梵有需要建交吗？有需要的话，爱国教会又如何和梵帝冈相处？公众教会更如何向政府交代？诚如教皇所言，任命中国的主教是一个问题，彼此断绝来往多年以后，如何和各主教共融是另一个问题。

建交是一种需要，因为中国的天主教会，需要向前走，而不是往后望，只回想过去不愉快的经历。目前中国的近百个教区中，已有四十五个欠缺主教，而主教的继任，又是另一个问题，因为目前的主教当中，有七十人已年过八十，更有十人年过九十，因此有必要从速任命主教。就在去年，有三位主教、包括昆明、安徽、徐州在内，自行祝圣。中国政府解释上述的主教继任问题，但教皇却不接受这个解释，为中梵的建交设下了障碍。

其实中国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梵帝冈必须和台湾“断交”，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二，梵帝冈不能干预中国的内政，亦即是不可透过教会去影响中国。这并非无理的要求，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国最高的原则，给予中国最终的保障。由于历史的教训，中国断不能容许西方再藉宗教进行侵华活动。对此，梵帝冈很难立即放弃对台湾的牧民政策，亦不易放弃对中国天主教会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