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坤》卦的卦辞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一般解释作往西南方向经商可以盈利，东北方向可能亏损。为什么西南会得朋，显然与朋来自西南有关，这也是一条证明。

不难想象，当初肩挑或身挂朋贝的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中原地区，向居住在内地的各个氏族的人、特别是氏族首领及有史以后的帝王们“送宝贝上门”，是多么受欢迎。因为积蓄的宝贝越多，象征通过交易占有的物资越丰富，也即积累的财富越多，地位越显耀。还有妇女，也非常欢迎他们，因为贝壳类为她们送来新奇的装饰品，这些稀有的装饰品，既名贵又好看，可以向周围的人显示最“时尚”的打扮，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商代第23世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棺内有那么多的贝随葬，是有力的证明。

这样看来，当初那些肩挑朋贝“自远方来”的人，他们把内地所没有的宝贝送到人们的家门口，交换当地生产的多余产品，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人，人们当然感到“不亦乐乎”。贝币成为财富的象征以后，商周时的帝王便把朋贝作为一种奖励，赏赐给下属有功的领主们，专称“赐朋”。领主们受赐以后，就铸铜器以资永久纪念，并在器上铸明“受二朋”、“受十朋”等字样。现代的奖杯、奖牌、奖状之类，可说是从赐朋演变而来，形式和内容虽然不断变换，历史的本质依然绵延。

到了周代，青铜冶炼技术推广应用了，开始出现青铜制的钱币，称“泉”，进入了泉和贝并用的时期，孔子就处于泉贝并用的时期。泉贝并用延续了约三四百年，到秦朝，正式废贝，改用“钱”币。钱和泉是同音同物，之所以改泉称钱，是因泉只是同音假借，钱则同音还兼会意，表示发音为戋、质地是金属(铜)铸成的货币。

以中国幅员之辽阔，贝币的退隐当然并非同时同地，云南既是中国最早输入海贝的通道和地方，也是最迟退出使用贝币的地区，迟至元明的时候，云南还在使用贝币，直到明末清初，南明永历帝进入云南，铸造使用铜钱，贝币才退出货币行列(详见《云南通志·风俗篇》)。

有趣的是，贝币在非洲还出现过一次“死而复生”的事，西非许多国家自从成为殖民地之后，都一律废贝改用欧洲的货币，但到20世纪时，欧洲货币一度在西非发生剧烈的通货膨胀，西非各国的人民很快恢复使用起贝币来，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害。20世纪竟然发生贝币回潮的这种反常现象，导致美国德州大学的YosefBonaparte撰文探讨其产生的原因，他的论文题目叫“20世纪之谜：西非殖民地的贝币”。Bonaparte的论文中使用“quaint”表示贝币，而“quaint”的拼音与中国的“泉”相似，他没有说明何以使用这个“quaint”的拼音，这也是个谜。

朋作为货币退出历史舞台以后，这“朋”的贝币本义更趋向淡泊，人们把欢迎“朋人”的心态加以抽象提升，引申出友谊之朋。远方来的“朋人”同时也会带来本地所没有的、新鲜事物的信息，理所当然地受到本地人的欢迎，于是孔子把它提升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在世的时候，贝币还在使用，朋的意义已从贝币向友谊之朋过渡，随着贝币被钱币所取代，朋也完成了向抽象的友谊之朋的转变。

朋转为友谊之义以后，在中文中多了一个新词，这个词在中国的人伦文化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史漫长而影响深远，形成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人际关系，不论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还是“五常”(父严、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人伦道德，其核心都是下对上必须“唯命是从”。上对下，高兴时可以表示关怀、爱护、赏赐，不高兴时可以责骂、训斥、处罚，惟独缺乏平等的友谊和友情。但是在原始的贝币等值交换中，交换的双方却是以平等的身份来往，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信感情，是一种真正的友情，正好弥补了等级森严的“三纲五常”的不足，朋是通向民主的道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实在包含这种深刻的道理。

贝壳作为货币的历史结束了，它被铜钱、金银元宝和各种纸钞所彻底取代，但是贝作为历史上历时最长久的货币，它的影响却在汉字使用中保存了下来，试看汉字中常用的单音词“赚”、“赔”、“赌”、“赠”、“质”等，或双音词“财货”、“買賣”(买卖)、“赏赐”、“贿赂”、“购货”、“赈货”、“资费”、“资货”、“资财”、“赊货”等，它们的偏旁只是表音的声符，它们代表的意义都与金钱经济有关，现代经济学者不可能脱离这些大量从贝的汉字，进行写作论述，贝的“灵魂不散”，说明文化、经济、历史的延续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摘自：《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