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护经济安全，中国不能再做别人形容为"钱多人傻"。为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美国甚至专门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完备的法律及经济安全机构，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保证。

凤凰网《大政经》原创专题，主持人刘海林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 及纽约最高法院外国法法律顾问 关安平 探讨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以下是原文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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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涌：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中国经济安全进入"红色警戒"阶段。比如说我刚谈到在宏观决策层面，我们的一些大的政策包括立法都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你国家的决策，你决策的时候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没有反映自己国家的利益了、自己老百姓的利益了、自己企业的利益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而境外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法律化，他们的利益政策化。

关安平：超前化。

江涌：这是很严重的，在决策这个层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决策出台之后往往变样了，老百姓不拥护你的政策，最终到结果的时候是相关利益集团，甚至是境外利益集团获得了利益。

第二个，在很多产业领域里面，我们的确也亮起了红灯。我们说能源、资源、金融，制造，特别是一些装备工业制造还有一些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都亮起了红灯。在企业领域，我们很多高新技术产业、资源型企业还有一些流通企业、流通商业企业，大量的大卖场到中国来，大量的群体开业把中国的商业零售都打得稀里哗啦，很惨。这些领域我们都面临着一些困境，亮起了红灯。

说到防范，我觉得首先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你意识不到你怎么来防范它？当今各个国家都在加强防范，发达国家也在加强防范，中国要高度重视这一点，要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政府要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要强化一系列的机制建设，机制建设我觉得首先要有相关的法律，要立法。你看美国一系列的法律很细致，而我们这一次，澳大利亚方面那些政客指责中国的时候，由于我们相关专业法律的欠缺，结果容易为别国的某些政治操弄、操作……

关安平：提供了方便。

江涌：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方面立法。另外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为了保护它的国家安全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知道它在1917年就有《反间谍法》，到1947年的时候《国家安全法》。它在《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后又不断修正，因为美国一旦发现它有漏洞，国会马上就进行修正，出台一个个修正案，我也记不清它修正了多少次了。

到全球化盛行的时候，美国就在它修正不足以弥补它这个方面漏洞的时候，它重新立法。比如1996年它有一个《反商业间谍法》就出台了，很有力量，它堵塞这个方面的漏洞。到新时期，它借用反恐之名又搞了《爱国者法案》，它又出台了，又弥补了相关方面的漏洞。后面因为主权财富资金的崛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崛起，这些企业到美国去并购，它又搞了个《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可以给你钻，在法律上它是非常严实，这是法律。中国在这个方面，很多领域我们也在完善，但是行动太缓慢了，没有专业的法律。所以要立法，法制社会要有法可依，这非常关键。

第二，我觉得这时候应当是有机构相应的管理，有机构没机构大不一样，我们看看在美国它相应的机构是庞大的一个机构。那么在政府部门它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当委员会主席，底下有中央情报局，它安全委员会的权威在全国非常的高。在国会层次它有相关的委员会，比如说有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各种审查委员会。针对中国还有一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针对中国的。

另外还有它的国防部有国家安全局，当然它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我们讲还有一个联邦调查局，非常活跃，权限又非常大，所以它法律机制方面非常的健全。我们中国在这个方面，我们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不够、远远不足。应对这个全球化的、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美国在这个方面相对来说这个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还有大众的群防意识比较低。这么多年来我们只强调国际接轨，拥抱全球化，搞国际分工，刚才讲很多一些情报人员，外国的情报人员，曾经让我们高官，部门的高官、高管的座上客。请进来，我们不仅不防，还请进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请进来的。不说别的，还说金融领域，像投行它给我们搞投资咨询，给我们搞咨询，不仅是机构搞咨询，政府部门也让它去咨询，我们评级机构给我们搞评级，审计机构给我们搞审计，特别是审计，审计基本上是底朝天的，基本上审计过后，没有秘密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