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的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它是国内和谐社会战略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中国“和谐世界”的全球战略，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

“和谐世界”新理念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对外政策与全球战略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胡锦涛主席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世界”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的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它是国内和谐社会战略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由邓小平同志启动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内政外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基于对中国国内局势及世界趋势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改革方略。由于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对外政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增强，内政与外交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与转型，几乎是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完善，与国内政治经济战略相适应的中国国际战略也开始逐渐定型。“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

由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确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不仅在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中得到了全面的执行，而且其中的许多重大原则和方针，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所坚持，成为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和战略策略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积极态度等。因此可以说，和谐世界思想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私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等等。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领域。首先，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时代性质的基本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并成为“和谐世界”理论的两大支柱。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哲学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传统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及“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原则；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则是合作主义，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由于哲学理念和对时代判断的不同，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与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战略相比，便表现出一系列的区别。例如，从封闭政策转为开放政策；从斗争为主转为合作为主；从单赢策略转为共赢策略；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等等。

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沧桑巨变。就中国自己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传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斗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就世界而言，冷战已经结束，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已不复存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这些变化，使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战略问题为改革开放前所不曾遇到，也为现行的对外战略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战略包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规则的制定，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努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行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

中国“和谐外交”的主要内容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植根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都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主张增强联合国的作用，都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谐世界”的思想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的原则性立场，体现了中国在21世纪初的全球战略。这种建立在“和谐世界”理念之上的全球战略，就是中国的“和谐外交”，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和谐外交”的理想价值或根本目标。“和谐外交”致力于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具体地说，它要达到四个基本目标，一是实现持久和平，即依靠和平与合作消除各国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坚决制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努力消除暴力犯罪；二是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即努力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逐步消除南北差别，消灭贫困，增进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福利，使各国人民共同地享受人类文明的进步果实；三是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即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途径，确立民主的、公正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确保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四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即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控制污染等手段，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和谐外交”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和谐外交”重视国际规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在维护全球安全和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也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互相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指导原则”。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志，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所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也是其他任何国际性规制所不可取代的，必须维护其权威性。“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

第三，“和谐外交”的行为主体。“和谐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认为，各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和大国对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应当负起更大的责任。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联合国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任何未经联合国许可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安理会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权威也应当得到切实的维护。但是，联合国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强权威。“联合国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推动改革尽可能多出成果。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增进广大会员国团结”。

第四，“和谐外交”的重点领域。“和谐外交”特别关注:1）区域与全球安全，认为区域与全球安全是“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没有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和谐世界就无从谈起；2）国际合作，认为只有通过互利的合作，才能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的普遍繁荣；3）基本人权，认为维护和保障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当为维护各国的基本人权尽最大努力；4）全球生态，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各国必须紧密合作，努力保护全球的生态、资源和物种；5）全球风险，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威胁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风险已经带有全球性，各国应当联手遏制金融、疾病、通讯的全球性风险；6）跨国犯罪，认为恐怖、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日益具有国际性，各国应当共同采取措施，防止这些跨国犯罪。

第五，“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可以概括为16个字: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和谐外交”主张通过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以便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和谐外交”主张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和谐外交”力求减少国与国交往过程中的分歧和不同，努力扩大双方的共识。双方暂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和谐外交”承认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对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反对把自己的文明、价值和制度强制推行给其他国家。

不难发现，中国“和谐世界”的全球战略，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境界，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升华。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