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广东（以及香港）：对西洋文化的简单复制,只能带来文化的失血症。
新疆：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指具有新疆自身特点的文化）的骨血。如果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主题和手法,很难新的生机和生气。
对于海外文化引进的莫名“轰动”。
但已有人在寻根：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认识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丹纳《艺术哲学》：人是多层次的——帮助我们领悟所谓的文化的层次。
作家的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首先注意到乡土。
乡土深层保存了一些传统文化：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注意。
这不是闭关自守或反对文化开放,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最终还是落于自己这里。
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外国现代文化也是有脉可承的。
美国幽默传统、牛仔趣味——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
拉美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欧洲大陆思辨传统、旧时经院哲学——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
佛教禅宗文化、东方士大夫闲适虚静传统——日本川端康成“新感觉派”；
希腊神话传说——希腊诗人埃利蒂斯。
……
《月亮与六便士》：高更的故事。
西方很多学者都对东方文化抱有其极大的兴趣与希望。
现实中的中国：改革和建设,“拿来”科学和技术。
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我们有民族的自我。要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阿城：“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流派划分：
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两种表现不同地域的"寻根文学"。
（一）城市文化寻根：
进行城市文化探索的作家不在少数，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描述了北京当代平凡却多姿多彩的市井民情；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则再现了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把玩。在这类作家中邓友梅和陆文夫表现犹为突出，堪称"南北两大家"。
邓友梅在1956年以短篇小说《在悬崖上》成名。进入新时期之后，他先是推出几部军事题材作品，以后就把创作目光集中到北京市井生活上，写下了一系列"京味儿"小说，其中的代表作《那五》和《烟壶》分别获得第二、三届中篇小说奖，其余还有《寻访"画儿韩"》、《双猫图》、《"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这些具有浓烈民俗风味的市井小说，多将故事背景放在已逝的旧时代，勾画了上至王孙贵族、八旗子弟，下至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那五》以三、四十年代旧中国北京的商业化社会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倒驴不倒架"的前清子弟那五欲求生于社会的尴尬情态。《烟壶》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八旗子弟的再生，描写了破落贵族乌世保如何学得画鼻烟壶内画的绝技从而走上自食其力道路的过程。邓友梅的作品运用了地道的京白土语，并对各种传统习俗礼仪进行了精心的刻划，即使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他的创作也是不可多得的。
陆文夫生于长于江南市井，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苏州小巷的凡人琐事，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风趣而温和，从整体氛围上反映出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的底韵。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美食家》塑造了一个耽于美食的房屋资本家朱自治的形象，描写他在解放前后四十余年专心口腹之欲并在文革后以此成为社会知名的美食家的奇特经历。作品中的叙述者高晓庭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的经历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他的"饭店革命"，反映出左倾年代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误。但作品最令人青睐的地方显然不在于对上层建筑的点评，而在于其中展现出的那个别具艺术魅力的美食世界及其背后丰厚了江南民俗色彩。
在邓友梅和陆文夫的作品中，对地方风俗的描写成为一大特色。如在《那五》中，因那五要学唱戏，引出下面一番叙述：
"这票房有穷富之分，票友有高下之别。一等票友，要有闲，有钱，还要有权。有闲才能下功夫，从毯子功练起；有钱才能请先生，拜名师，置行头；有权才能组织人捧场，大报小报上登剧照，写文章。二等的只有钱有闲，也能出名，可以租台子，请场面，唱旦的可以花钱拜名师。然后请姜妙香、言菊明等名角傍着唱。三等的既无钱又无权，也要有条好嗓子，有个刻苦功，练出点真本事，叫内外行都点头，方能混饭吃。"
这段对行内规矩的介绍，一般读者当然无从了解，读来便油然生出趣味。再如，《美食家》中写到主人公朱自冶选择茶楼的讲究："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间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
区区的饮茶，居然有如许多的讲究，如许多的规则－－当一件事情开始形成某种秩序后，它的秩序本身往往就具有了意义，所谓的"文化"就在此出现了。小说中的"我"所深恶痛绝的朱自冶的这些"穷讲究"，多年后，竟然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并成为代表苏州城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这也许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文化"既已形成，就不容否定，它本身已经成为"审美的对象"，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
邓友梅与陆文夫的小说，都善于用经过提炼的口语化语言来表现自己所熟悉的一方风土，正如邓友梅所说，他"向往一种风俗画式的小说，如美术作品中的'清明上河图'那样。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也为民俗学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未必有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强大作用，但在他们娓娓讲述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却的确展现出了时下已经少为人知的文化传统，在令读者感受到某种审美愉悦的同时，传达出一种醇厚的民俗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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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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