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学校里给报纸投稿，发表了还好，发表不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特别是像《人民日报》那样的地方。我把那封退稿信悄悄地收起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保留了许多20多年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这封退稿信或许还在家里，只是我一时找不到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了它，会感到万分亲切的。文章肯定不行，但我依然珍惜当时的热情和勇气。

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

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最能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有书读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时光。我总觉得，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应该在他上大学之前，把那些应该读的书都读完，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读书也是需要童子功的。过了那个年纪，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个中学生活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文革”中是没有书可读的，就是有书可读，那些书多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应该在他该念书时就念书，而且要念一点正经书，不能白念，现在想起来，我最能念书的时候念的那些书，后来多数对我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还有副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个知道文化是好东西的人，小的时候，她让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我在上小学以前，已经背会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诗词。我后来对文学有一点兴趣，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我现在想，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那可以让我享用一生，可惜我没赶上那样的好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从学校废弃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忆录》，薄薄一册，是蒋路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主要写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学活动，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知道了许多19世纪的俄国作家。那时喜欢读这本书，主要还是喜欢蒋路先生的文字，他的译笔和当时流行的说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就是鲁迅的作品。那时能见到最多的书就是白色封面的鲁迅著作，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鲁迅的书，根本就看不懂，但对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兴趣。

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一个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它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会身心健康。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是没有读过书的。不是没有能读书的人，是以后成长的年代里没有书可读了。

谢泳，学者，1961年生于山西榆次，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杂书过眼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