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同仁已多次报道了阜阳官方的推诿和阻挠——这并不奇怪，真相的揭示会搞掉一些人的乌纱。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个地方的民众也被套在了茧子里
在医院附近的宾馆，很少有能够上网的房间；如果你试图寻找网吧，也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
这是一个信息比较封闭的城市，并对陌生人很有戒心，尤其是疫情发生时。
为寻找一位姓洪的死者，5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阜阳王店镇后丁营。向当地村民打听起附近的洪姓人家时，他们会马上一脸严肃地盯着你，端详几秒钟，再轻轻地但快速地摇头、摆手，“没姓洪的”。只有在一旁玩耍的小朋友抢着跳过来，热心地介绍:有几家姓洪的——在一片田地的南边。小朋友还一本正经地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洪丝雨(音)，他家旁边也是姓洪的，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前两天生病死了一个。
按孩子所指的方向，记者找到了前洪营村。一路向村中的大人问过去，他们的反应都与后丁营的人们如出一辙——似乎这种沉默是一种默契。有一对夫妻模样村民正在叉草，记者打听后，男子马上摆手说不知道。但记者刚转身，他就跟身边的女人用方言聊了起来:“某某家的双胞胎，前些时候死了一个……”
又是一位路旁玩耍的小朋友将记者带向一户双胞胎人家。“他们是双胞胎，老大走了……”小女孩说。但她领着记者没走几步，就被一位邻居大妈拦下了:“哎呀！你妈在后面喊你呢！快去，回家！”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这个不幸的家庭。楼里面是空的，一位曾经的双胞胎父亲坐在石柱旁的凳子上。他曾有过一对双胞胎儿子，老大叫洪显霖(音)，老二叫洪显驰(音)。几分钟前他刚从人民医院回来，他的外甥得了手足口病，他去医院帮忙。知道记者的来意后，他沉默地查看了记者的工作证。闭上眼睛，过了几秒又睁开，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想说，是我现在这里难受，你明白吧？”说着，他握拳捶着自己的左胸。
另一个男子从院外走了进来，他是洪先生的弟弟。兄弟俩各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但现在，4个孩子只剩下了3个。“我当时那个慌啊，现在都想不起是把孩子送到哪家医院了。”洪先生说。阜阳市一共只有两家医院收治患儿，他却已经记不清楚。
这位父亲一边抽着烟，一边吩咐女儿给洪显驰泡板蓝根，“要用开水烫好奶嘴。”他的弟弟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院子里，和洪显驰一起玩。洪先生厉声呵斥弟弟给孩子们吃不干净的果子，弟弟说洗过了，他说洗过也不行，亲手把散落在院里的果子挨个扔了出去。
在半小时的面对面时间里，记者和洪先生相对坐着，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他偶尔开口说两句话，唯一一次显露笑容，是在记者问道:小儿子的身体挺好吧？洪先生的脸顿时有了表情:“对！他身体好，吃饭吃的多，抵抗力好。”说完，乐呵呵地看着小儿子笑，“我现在一天给他换五套衣服。”一秒钟后，他的脸色又转为近乎麻木，“他就比他哥吃的多，所以身体好，也就不会像他哥……”
孩子的妈妈在外面打工，他还没有告诉她大儿子夭折的消息。
“时间花在了大量采集标本上”
2008年5月6日，就阜阳市卫生部门在此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该市卫生局副局长严伟、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万俊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其间，严伟激动地说:“我们从没想隐瞒什么，从没想向国家、公众和媒体遮掩什么”；万俊峰则表示:“我们要从非典、禽流感、还有2004年的大头娃娃事件中吸取教训，阜阳这个环境太敏感了。”
中国新闻周刊:3月29日，有医生向院方和市卫生局汇报3位幼儿迅速死亡的情况。但3月31日，市卫生局才向安徽省卫生厅上报。为什么上报是在两天后？
严伟:我们29日接到报告当天，市卫生局就组织了分析会，与会者是本市呼吸病科、小儿科、传染科的专家——他们曾在2003年参与了SARS的防治工作。第二天，我们组织这些专家又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时我们排除了流感等常见病毒，认为可能是发热引起的重症肺炎，但不能确定。所以3月31日，我们向省卫生厅提交了书面报道，请求技术支持。这是市卫生局第一次向省卫生厅上报此次病情。
中国新闻周刊:31日异常情况上报省卫生厅后，为什么在两周后的4月15日，省厅才向卫生部求援？
严伟:31日向省卫生厅上报后，当晚，相关领域的5位专家就赶到了。他们都是省里流行病学临床领域的顶级专家，对当时的临床病例做了分析，还有流行病学分析。确定是否为传染病，关键在于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病例间的关联性也很重要——这不像公众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走遍了患者的家庭所在地，试图在患者之间找出关联性，但始终无法找到。
中国新闻周刊:有报道说4月4日，一例死亡患儿家长就同意了捐献遗体，第一例标本是这个时候拿到的吗？
严伟:不是。4月5日17:30，就标本采集的一系列问题，省疾控中心任军主任召开会议。首先，这必须获得患者家属同意；其次，必须保证操作安全性，操作的一系列过程都需谨慎。5日晚，省疾控中心检验科科长和市里的病毒专家，才完成了首例死亡患儿标本取样。
标本分为两份，一份留在市里，市里专家们做细菌学检测；另一份送到省里做病毒检测。
后来，省里派来第三批专家，这时候卫生部的专家也参与进来，大家一致要求大量采集合格标本。于是，我们开始搜寻所有病人的血液、粪便标本，尽可能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没有大量合格的标本采集，就无法做实验室检测，从而无法弄清病因、病源。也正因为这个大量的采集送样、检测过程，我们花费了一段时间。
病因迟迟查不出，说实话心里很急，对公众没有交代。作为行政人员，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去隐瞒。这一个月来，我们的工作经得起调查和时间的检验。
中国新闻周刊:阜阳其他官员曾对媒体表示，该地区没有出现过手足口病疫情，没有经验，所以导致检测遇到了困难。阜阳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手足口病？
严伟:它是一种常见病，只是以往大都是轻症，没有引起一般医生的重视。以往的那些手足口病，也无法判定是否由EV71病毒引起。
中国新闻周刊:安徽省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阜阳日报》对他们的说法有误解之处——没有发布他们怀疑手足口病的消息。事实是这样吗？
严伟&万俊峰:对这次手足口病的研究，专家组的意见也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当时15日送给市里媒体刊发的结果里，的确没有提到手足口病，当时也缺乏证据。外界说我们隐瞒，没有的事。我假如当时就把一些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例向社会公布，那才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此病的预防与治疗，市里还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
严伟:除了在全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还有对全市5岁以下儿童建立健康档案。乡村两级卫生干部实行“一包一户”责任制，平均下来每位乡村干部负责十几个孩子，每天都进行巡查，一旦发现不明原因发热，立即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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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严冬雪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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