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市3月份以来已有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仍在医院住院治疗和留院观察204例——这就是此前近一个月时间里，网上大量传播的关于阜阳“怪病”夺取儿童生命传言的真相。

事实证明，4月15日当地政府的“辟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虽然关于这个错误本身是医学误判还是刻意隐瞒，暂时还不好下确切的定论；但那个由来已久的痛苦命题不得不再次在每个人心中泛起:我们还能相信政府的“辟谣”吗？当“谣言”成为现实，当“辟谣”成为真正的“谣言”，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在已经造成多名儿童死亡的严重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理当不惮于以最坏的想象来高度重视，同时不惜以最谨慎的态度来积极预防。但是出于那种莫名其妙的“稳定观”和颠倒黑白的“恐慌感”，政府却往往偏爱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持沉默；当社会传言因之四起，沉默已不再可能时，政府又不惮于以最好的想象来“果断辟谣”——在从3月份到现在的两个月时间里，阜阳政府又“习惯性”地将这种“政府信息公开惯例”活生生地演出了一遍。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正式施行，而阜阳疫情正好与新法来了个“无缝对接”。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一种时间巧合，倒更像是一记当头棒喝。阜阳疫情给我们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新法施行后，政府信息公开真能立刻得到改进和完善吗？“政府信息公开惯例”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间，将展开一场怎样的斗争？

我们不妨进行这样的设想:假如新法施行时间提前两个月，阜阳疫情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眼前？令人遗憾并且震惊的是，就算套用新法的规定，我们也很难找到阜阳政府在此次疫情公开方面的明显违法行为！换言之，即便新法已然实行，阜阳疫情的公开完全可能并且可以和现在一模一样。

首先，舆论质问“为什么疫情发生了将近两个月，已经死亡19人，才公布相关信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新法明确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而阜阳是在3月底出现患病儿童相继死亡，4月13日卫生部专家抵达阜阳，4月15日当地政府首次在当地媒体公开病情，然后在4月25日首次公开病情确诊情况——在公开时间上应属合法。

虽然4月15日那次公开，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我在新法中没有见到对政府公开错误信息的任何处罚条款；相反，新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谁能说阜阳政府在4月15日的“辟谣”，不是在依据新法履行另一种信息公开职责呢？

“又是阜阳，又是婴幼儿”，阜阳疫情已经足够让人悲哀，然而更让人悲哀的却是:饱含公众期待的政府信息公开新法，可能依然改变不了阜阳疫情的公开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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