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柏杨年轻时有政治理想，到台湾后，他对政治的理解发生变化，参与政治的意识也淡泊了，做了一个较单纯的文人；他对蒋家政治也有他的失望和反思，常在文章中冷嘲热讽”，北大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封笔前，柏杨在《柏杨曰》自序中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

撰稿·贺莉丹(记者)

“野生动物”

“柏杨为什么好像跟政治的关系那么密切？关心社会、国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柏杨属于社会关怀很强烈的人。那时内忧外患，读书人很少养尊处优、只管琴棋书画，我想，那时他的事业就在忧国忧民上”，2008年1月26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柏杨的夫人张香华解释，柏杨跟政治的关联，跟他关心国家命运的情怀紧密相关。

张香华强调，柏杨不愿参加任何党派，柏杨对政治的评判也“不是站在哪个党派的立场上”，而是基于“理性、尊重”的个人立场。

对于过往，在《柏杨回忆录》中，柏杨有过梳理。为晚年柏杨执笔撰写《柏杨回忆录》的台湾阳明大学教授周碧瑟曾感慨，柏杨的一生充满传奇，“知道他成长的环境与过程之后，较能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柏杨的父亲郭学忠，曾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后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柏杨自喻童年如“野生动物”般，遭继母毒打及虐待，只知自己出生于1920年，甚至不知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他一生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名字亦多次更改，小时候叫郭定生，初二被百泉县立初中开除后，郭定生改名郭立邦，考入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那时，他的父亲与继母已吸上鸦片。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柏杨投考了设立在南阳的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他被保送到设于武汉左旗营的军属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期间，柏杨“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兴奋过头，竟“忘了举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19岁的他甚至下定决心，“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

1938年，父亲依据传统礼俗，安排柏杨与年长其3岁的辉县女孩艾绍荷结婚，这是柏杨的第一次婚姻，亦带给他“终身歉疚”，两人生下一女，乳名冬冬。后艾绍荷改嫁，且不久作别人世。

其后，柏杨匆匆告别第一位妻子艾绍荷，到了位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央训练团”，当时的柏杨“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

柏杨一心想上大学，但没有高中毕业证，1942年，他买到一份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书，考取省立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法律系，一年后被拆穿，遭大学开除。

1943年，柏杨流落重庆，与同乡、国民党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女职员崔秀英相识并结合，这是柏杨的第二次婚姻，两人生下一女崔渝生，乳名毛毛，后因时局动荡，天各一方。

当时柏杨在重庆的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任职，此机构负责分发从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柏杨顺便“分发自己”，将一名流亡学生“郭大同”的证件涂改成“郭衣洞”，并将“郭衣洞”分发到东北大学。自此，“郭衣洞”这个奇特的名字一直伴随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喜若狂的东北大学的同学们在唯一的广场燃起营火，大家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声音……柏杨心里怀疑起来：“这些大学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舞？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一个个也被酱成干屎橛、酱萝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完成东北大学学业，柏杨与第二位妻子崔秀英及次女毛毛作别，赶赴东北。1949年，柏杨跟随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南下到上海，机缘巧合，孑然一身的他最终跟着“老长官”吴文义一路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