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1929年生于江苏南京,经济学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理事长,现为常务理事。从1993年开始连续三届被选入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在经济学界,茅于轼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者,从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到“廉租房无厕论”,茅于轼屡屡抛出引发舆论热议的言论。
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平等,越来越自由。现在对农民来讲,首先就是身份的不平等,过去城乡二元机构导致农民变成二等公民了,很多权利都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有不少进步,往前看这个进步还会继续走下去,所以农民会越来越平等。平等的后面就是自由,所谓的不自由就是因为不平等造成的。
一、农村仍很需要小额贷款 关键在政府能不能放宽限制
二、(农民留在城市)越来越困难,不是他们不愿意留,而是成本太高
三、慈善事业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儿,应该百分之百民间来做
四、有一个受控制的政府比较重要,别的都是次要的
2009年12月29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2020中国新十年”主题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
凤凰网资讯:下一个十年,您对创办的北京富平学校,以及在农村实行的小额贷款计划这两项事业,有什么样的期待?
茅于轼:因为年龄关系,这些事我是逐步要退出来,让年轻人接着干,现在已经在朝这个方面安排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法,之前和现在我还经常跟他们商量,以后商量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少,最后就要完全放手了。
农村仍很需要小额贷款关键在政府能不能放宽限制
凤凰网资讯:交给他们之后,有寄予什么厚望吗?在未来十年,您理想的中应该是什么样子?毕竟这是您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事业。
茅于轼:两件事:一个是富平保姆培训学校,我估计现在要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不太大,有好多原因,总的说起来,是农村的人口减少相当快,所以以后在农村再招人会越来越困难,这是大环境决定的,这种工作不会有很大的发展。
另一个是农村的小额贷款,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因为我们国家农村金融服务很落后,机会很多,现在只看政府是不是能下决心再继续放宽进入的限制。从需求上来讲是没有问题,农村很需要小额贷款,但是政府对这方面非常不放心,行动比较迟缓。所以这个取决于政府是不是能够放手,这是我的看法。
凤凰网资讯:您一直在致力于农民脱贫和农民工就业,一直在身体力行,下一个十年,您觉得农民工和农民的地位和权益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您期望看到什么样的改善?
茅于轼: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平等,越来越自由。现在对农民来讲,首先就是身份的不平等。过去城乡二元机构导致农民变成二等公民了,很多权利都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有不少进步,往前看这个进步还会继续走下去,所以农民会越来越平等。平等的后面就是自由,所谓的不自由就是因为不平等造成的。所以农民早先不能进城,现在能进城;早先不能考公务员,现在可以考公务员;早先飞机都不让他们坐,现在不但能坐飞机,还能出国去。他们的自由已经越来越扩大了。
但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等级社会,当官是排头号,农民是最没有权力也最缺乏保护的。这种状况要彻底改变,在下一个十年里还不太容易,但还会有进步。这是中国的传统,是几千年的传统造成的社会现象。一时半刻要解决,我觉得比较难。
农民留在城市越来越困难根本在于住房成本太高
凤凰网资讯:我国城市化运动一直还在进行中,下一个十年,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农民是难以留在城市的,打工之后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这种情况,在下一个十年,有没有可能改变?使得更多农民工最后完成向市民角色的转换?
茅于轼:我觉得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是越来越困难。因为不是他们不愿意在城里留下来,问题是留下来的成本太高了,还不如回家,在外赚钱回家过日子,这个成本比较低。
成本高的是什么?主要是住房的成本高,别的成本对他们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城里吃也不是太贵的,现在主要是住房的问题。住房问题现在变成城乡差别最大的问题,城里人有住房,从前的公房卖给大家了,现在又搞经济适用房,全部都是城里人才有份,农民是没份的。况且房价涨得这么厉害,对我们这些已经有了房的人,再涨我也不在乎;但对还没进城那些人,这个障碍越来越大了。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的困难,价钱太贵了。
但是明后年有可能住房会大落价。因为从整个供需情况来讲,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光明前途,就要为农民的服务。为什么呢?有几亿农民要进城,他们都要住房子,但是服务对象必须改变为对农民服务,对进城的农民服务,这才是你的光明前途。服务对象变了,房屋设计的位置、户型都要做很大的调整,要变成小房子、标准级的、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房子。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的,房地产业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要建造老百姓能买得起的房。
凤凰网资讯:但是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茅于轼:这个挺困难,中国房地产泡沫总有一天要破的,因为消化不了,唯一的前途就是破灭。理想的前途是消化,但消化不太可能。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这个可能会给中国下一个十年,整个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茅于轼:现在股市的泡沫也有,但没有房市泡沫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按照国外的经验,房地产泡沫破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明后年就会破灭。
此外,别的方面也有好多问题,国内的需求、国内的消费上不去;政府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老百姓分配比率越来越低;垄断企业赚了好多钱也不上交。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国内的经济问题,当然还有些别的问题,出口太高,总是有贸易顺差,赚没有用的外汇。我们始终还不肯调人民币汇率,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办法。
凤凰网资讯:农民留不到城市,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买不起房,最后可能还是归结到身份的问题,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不平等背后可能就又涉及到城乡二元结构,户口问题,您觉得在这方面下一个十年有没有可能实现突破?
茅于轼:我觉得别的都好弄,这个住房的问题比较不好弄。其他的一些不平等,慢慢的如果各方面的意见统一起来,能解决问题。但住房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就能做得到的,它有市场在那儿起作用,不是说我想平等就能平等的。房价那么高你买不起有什么办法?必须得把房价降下来。房价降下来就要有一系列的条件:比如说土地的供应,怎么降?那就是供应增加,那就降价了。供应怎么增加?供应增加主要是土地的问题,中国的房价不是贵在劳动力的成本上,也不是该贵在材料上,就是贵在土地上。为什么土地贵?因为土地供给少。为什么土地供给少?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划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我们现在粮食不贵,贵的是住房,贵的是土地,我们牺牲了住房去保护不必要的粮食,政策上完全是扭曲了。
中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凤凰网资讯:您之前也说过,市场经济有很多的好处,但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造成了贫富不均。在您看来中国的贫富不均,在下一个十年,它能够多大程度上缩小?对缩小贫富差距,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茅于轼:我做过一些建议,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政府要采取措施,另一方面民间要采取措施。
政府对贫富问题能够采取的措施:首先是个人收入调节税,对于高收入要多征税,这个问题中国的税务机关做不到。不但做不到,现在我们的税制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不但没多征他们的税,反而还让他们逃了税。
其次,是公共服务的做均等化。就是不能够光为城里人服务,要把目标转移到农村,包括城市低收入人口。政府的医疗、教育都要瞄准低收入这一部分人,公共服务要瞄准对他们。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事儿。
民间做的事儿,就是要发展慈善事业,公益组织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取决于政府,现在政府基本上是不放手,慈善事业要老百姓出钱政府来做。我觉得这个做法有错误,应该是政府完全退出,交给老百姓来做。政府没有必要做慈善,政府就管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均等,这是政府应该做的。
慈善事业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儿,慈善事业应该百分之百民间来做。中国人现在比较有钱也愿意做慈善,但是做不起来,政府不放手。政府的态度是你拿出做慈善的钱给我,我来做。但是政府做慈善毛病挺多的,而且谁也不能监督它,它把钱花在别的地方,没办法监督。民间做慈善谁都能监督。你们媒体人监督,政府也监督,出钱人也可以监督,他出不了太大的事儿。政府做慈善就不同了,现在我们的扶贫机构,都盖了大楼了,买了汽车了,你怎么管他?
凤凰网资讯:对于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十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茅于轼:首先要调汇率,人民币必须得升值,不调结构调不过来,结构是由价格决定的,价格不动,结构是动不了的。所谓的结构问题就是我们过分地依赖外需、内需特别弱,这就是结构问题。为什么有这问题?人民币汇率定低了嘛。
其次,中国的税收政策也要大大地改一下,要减税,同时对个人收入调整税要做彻底改变,我们这部分税占整个税收还不到7%,在国外一般都占到40%-50%,甚至更高。因为这部分税是可以调剂贫富的,我们这么少的个调税,它起不到调节贫富的作用,所以这个要调。
还有好多,国进民退的政策要扭转,要变成民进国退;资源的征税要大幅度提高;配合绿色经济也需要做好多的工作。
凤凰网资讯:您理想中的中国下一个十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茅于轼:有一个受控制的政府比较重要,别的都是次要的。要能出现一个老百姓能管住的政府。
凤凰网资讯:能够受监督。
茅于轼:对。而不是政府只能管老百姓,谁也管不了政府。现在出现的群体事件,是政府跟老百姓越来越对立很明显的标志,这个状况是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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