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湖南长沙宁乡人。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法国哲学院院士。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1955年的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19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 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之后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均有所建树。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作品。影响巨大。1992年初移居美国,现任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李泽厚:“我从不敢作预言家,所以中国未来10年如何发展的问题我答不出。但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再发表过我对中国是“审慎地乐观”,现在仍如此。但当时更强调“乐观”,现在更强调“审慎”。”
一、中国现在当前最需要的仍是自由而非民主
二、对“当下的年轻人”我从不贬抑
三、“时代的迎合者”最近几年已愈来愈多
2009年12月17日,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先生就“2020,中国新十年”主题,接受了凤凰网和正义网的联合访谈,以下为书面访谈内容。
中国现在当前最需要的仍是自由而非民主
凤凰网资讯:您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了中国发展四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十多年过去了,您的这一排序有无更改?目前到了哪个阶段?未来10年又可能发展到哪个阶段?
李泽厚:如旧著所言:正好印证了我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二十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而平稳,比好些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曲折和苦难要短、要少许多。经济发展推动了个人自由……结束了几十年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剥夺十亿人这项基本人权倒退到中世纪的情况。现在开始注意社会正义,重视三农问题……
我曾说中国现在要的是自由而并非民主。香港在英国统治下便有现代法治统辖下的各种自由而并无民主。因之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康德名文《什么是启蒙》,主题就是追求学者的言论自由”(《李泽厚近年答问录》P.285,284)。
“四顺序”没有也不能变动,但四项的轻重缓急如旧著多次所说应随情况作出各种“微调”。逐步放开舆论便是当前重要问题,不应一再“收紧”甚至倒退。
凤凰网资讯:有人感慨近二十年处于思想混乱、信仰缺失的年代,在您看来,今后十年或更长时间内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的思潮,哪一种可能会填补这种空白?或者中国有一天会不会探索出一种信仰?
李泽厚:十年很难有太大改变。
对“中国的未来”和“当下的年轻人”乐观是一贯的态度
凤凰网资讯:未来1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更加边缘化、还是时代的迎合者、抑或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未来10年有没有可能出现像您、冯友兰先生这样的思想家?怎样的环境才可能再出一个思想大家?
李泽厚:三者都将继续存在。“时代的迎合者”最近几年已愈来愈多。看其中某些人的各姿态的表现,令人悲惜。
凤凰网资讯:80年代年轻人的那种理想、激情和诗意有无可能在十年后重现?您对当下的年轻一代有着怎样的期许?
李泽厚:对“当下的年轻人”我从不贬抑。又抄一段旧著:“看似平平淡淡,无适无莫,甚至声色犬马,嬉戏逍遥,却可随时挺身而出,坚韧顽强,不顾生死,乐于承担。仍然在特定的‘有’去确认和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去解决‘值得活么’人生苦恼和‘何时忘却营营’与‘闲愁最苦’的严重矛盾”(《关于美育代宗教的答问》)。这恰好是在汶川地震前一个月写的,是为了说明并不一定要有基督教信仰或佛教信仰才可作出牺牲自己这种“激情和和理想”的行动。这也可作上述问题的回答。
凤凰网资讯:您对未来10年的中国有什么样的期许?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未来10年可能会呈现怎样的一种大致趋势?
李泽厚:如电话中强调,我从不敢作预言家,所以此题答不出。但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如80、90年代某些岁月),我一再发表过我对中国是“审慎地乐观”,现在仍如此。但当时更强调“乐观”,现在更强调“审慎”。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到大学,问题非常严重,巨大恶果却一时难被彻底认识,当政者与有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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