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达63%的孩子在乘公交车时，有过被别人排斥的感觉，他们的外地口音和着装也时常会遭到嘲笑。”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导师左焕琛告诉记者，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后代很少体验到农村生活，但在城市，他们也同样被边缘化。

2005年在巴黎，两名少年移民为逃避警察追捕，躲入变电站后遭高压电电击致死。由此引发了巴黎骚乱，并迅速蔓延到法国全境，还涉及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

“这个事件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让公众和政府认识到移民第二代的青年问题处理不当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左焕琛委员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我国城市常住流动人口的新生代，在社会融合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亿人，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10%，其中18岁以下的就有2000万人。相当长一段时间，流动人口及他们的新生代人口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左焕琛发现，相对于第一代流动人口，他们的后代出生或是成长在城市，没有体验或者是很少体验农村生活，但由于制度安排、社会观念等原因，新生一代并没能够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待遇。

在一项针对新生代的问卷调查中，78%的新生代认为公办学校比原来的子弟学校好，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享受到这些公共资源。“公共场合的社会排斥依然存在”，左焕琛说，63%的孩子认为存在过乘公交车时有被别人不喜欢或排斥的感觉，甚至他们的外地口音和着装也会遭到嘲笑。27%的新生代孩子认为自己比本地孩子低一等，48%的学生平时没有和本地小朋友接触，56%的学生没有与本地小朋友玩耍过。

“这导致农民工第二代在学校里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对城市的社会活动不关心、不参与，对所生活的城市和社区没有归属感。”在他们眼里，“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

左焕琛认为，外来常住人口新生代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个体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而社会因素应该是主要的”。

“他们处在一种欠公平的环境之下，这使他们在起点上就落后于城市孩子一拍，有时候不得不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很难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和其他同辈群体同步前行。”

另外，孩子们在自我认同方面产生极大的不可信和扭曲，他们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也随之混乱，大部分孩子没有明确的理想和愿望。

“平等对待是社会对新生代最好的帮助，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孩子。”左焕琛委员呼吁。那么，怎样才能帮助外来常住人口新生代与社会融合呢？

左焕琛委员认为，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要把对待外来工的观念由“管理”向“服务”转变；推动流动人口与社会融合政策的出台。要吸取世界上移民国家对待“第二代”、“第三代”移民青年的好措施，公平地对待外来常住人口的新生代们，努力构筑适合新生代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公平机制。

在外来工子女的教育政策方面，左焕琛建议，应把“外来工子弟学校”看成是一种过渡性的政策安排，以后应逐步达到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政府财政应对接收外来工子女入学的学校给予支持和鼓励。

她同时指出，外来工新生代的教育不能单纯以解决“有书读”为目的，而要考虑以“培育人才”为目的。闲置的职业技能教育资源，应该合理地用在解决外来常住人口新生代的教育培训方面，使他们有书读，长技能，提高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同时又能及时解决当前技术人员短缺的劳动就业问题。

她建议，要针对外来工新生代设立必要的社保体系，主要是建立适应他们成长的一些必要保障措施。包括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资源享用以及就业保障等。（本报记者 孙海华）

本报北京3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