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医生郑民生冲入小学生人群砍杀，造成八死五伤，而他原先的计划竟然是杀死30名小学生。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惊天惨案，通过司法程序对郑民生进行审判和裁决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亦须进行特别反思。

目前，警方正在对郑民生是否存在精神病嫌疑进行司法鉴定。无论司法鉴定结果是什么，认识他的人普遍惊讶“怎么会是他？”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曾经“特别喜欢小孩子，附近的小孩子也都喜欢他”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杀童“恶魔”？

制度与风俗人道的社会，总会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尽可能满足人们正常合理、不损害他人的欲望，实现人们相对平等的自由与和谐。

那样的社会，会将挟集群之力的危险，降到最低状态(例如对公权力的始终怀疑与不信任以及因之而对其的分立与制衡)；会充分地尊重个体的尊严、生命、健康、自由以及创造力，充分尊重人们的自由联合，使人际关系减少敌意与对抗，变得更为友善，由此增进共同福祉，创造共同的好生活。反之亦然。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代。这一巨大的转型，表现为以经济制度变迁为龙头的文化变迁，渐至政治制度改革的缓慢推进，亦已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转型不但明显地改变着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还因此颠覆人们许多原有的生活观念。

然而，这一宏深远大的转型如一切社会转型一样，需要人们承受种种不适应甚至痛苦。它在瓦解人们原有的各种价值观、伦理观与社会观的同时，很难及时整合出新的信仰、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等社会底线共识。于是人们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看到几近常态的道德沦丧，各行业职业伦理的混乱。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转型期的精神顿挫面前选择放弃，这个社会诸多力挽沉沦和重建价值的努力仍然使人赞叹。然而，沉沦之路也可能走得很远。

人的生活状态往往取决于个人内心的自我确认与外部关系的协调，极少人的内心能够强大到完全无视社会评价。而这种协调关系是由这个人的亲情、爱情、友情、收入、职业、地位及名誉等综合而成的。前三项是私域的情感世界，后四项则是社会公共领域所能提供给人的回报。公共领域回报丰厚往往有助于健康的私域生活，但不是决定性的；良性丰满的私域生活通常才是人最坚固的心灵堡垒。

迄今为止的报道，称郑民生性格内向，以及具有未婚(且恋爱多次失败)、低收入、无房、失业……等几乎所有被一般社会评价视为“失败者”的生活特征。尤其是失业之后，他没法像那些社会保障完备的国家中的失业者那样，可以依靠救济金过上一个有基本尊严的生活。再加上感情失败的打击、家人的不满以及势利的社会观念都给他的心灵以重压。

可见，郑民生无论在私域生活，还是社会公共领域所能得到的回报，都未能令他满意——尤其是这种不满在他看来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

同时，内向型性格的脆弱性也导致他无法从反观自身中，获得一种俯视自己生存状态的认知能力。尤其是个人能力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回报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产生严重的弱者的不平，导致他挣扎的自卑与自负的愤懑。生活中几乎全方位的挫折也就撼动甚至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生活根基。

随之而来的反社会心理，终于导致他去屠杀毫无防卫能力、比他更弱的小学生。而他似乎遗忘了，正是他的这一恶行给这个他憎恨的社会雪上加霜，其结果使它更加暴戾，更加血腥，更加丑恶。

郑民生事件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奋斗与挣扎、昂扬与沉沦、生存与毁灭。

然而，世间终无玉宇澄清万恶消灭的理想社会。在一个因转型而混乱的时代，即使有黑暗，每个人依然可能建立使自己幸福的价值观、伦理观，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与认识社会的能力。

在如此暴戾的社会，人人都有责任反省:如果我憎恶这个社会中的恶，那么我为消除其恶、增进其善做过什么？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来自梁漱溟先生的世纪之问，如果不是针对每一位国人，至少也应针对绝大部分国人:我们尽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