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血案以惨景震惊国人。这几天来，本能一样地对公共事件作出反应的媒体上，照样又是一番评论家的抒情议论。有谴责杀手的，有指控学校的规定存在安全隐患的，有呼吁加强心理援助的，有认为“社会”也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也有在沉痛的抒情中承认“无力”的。

这些评论总让人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或许是:切入血案背后问题的深度。

承认这一点让人非常痛苦:杀手郑民生已经是第N个感觉到他在这个社会中无可救药地“失败”而“报复社会”的人。至少，从“轰动效应”上讲，2005年在北京制造了“一个人的9·11”的艾绪强，2006年在陕西一道观残杀九男一女并挖掉受害人双眼和心脏的邱兴华并不亚于他。当然，国外更是有着他的诸多“同道”，比如美国的赵承熙、日本的宅见、加腾智大。

这些杀人狂魔有一个共同特征:都存在一定的性格缺陷或人格障碍，自我中心、自卑而又心理失衡。这个社会让他们感觉心理受挫，他们的生命已经无可挽回地被败坏。

尽管郑民生已被送去进行精神异常与否的司法鉴定，讨论他是否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许有法律上的意义，但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常识上，进行这种讨论只是在挑战人们的智商。精神病患者不可能蓄意对小学生下手。也看不出郑民生有可怕的神经症。患神经症的人更多的是痛苦的内心冲突，咬定社会必须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并且毁灭陌生而幼小生命（准确地说，这更多是性格缺陷和心理变态者的“专利”）的几率极低。

人们最关心的无疑是郑民生杀人的心理动机。据媒体披露，郑民生把刀挥向儿童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失业、工作无着；二是恋爱失败；三是受一些身边人员闲言刺激。而我特别注意这样的几个细节:第一，一次打麻将，有人说他手气好，又没结婚，说他肯定是童子身，他立刻很激动地反驳，他和一个厂的厂长夫人有一腿，怎么是童子身了。第二，他性格孤僻，和同学十几年都没有来往。第三，有一次护士长和他值班时没病号，护士长说没病号很舒服，他立刻理解为说他没病号，意在暗示他没本事。第四，他告诉警察，他杀这些学生就是为了让社会知道他的存在，他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第一点来说，他认同社会对一个人是否“成功”、“失败”的评价，他的荣耀或屈辱取决于别人看他的眼光。没有结婚意味着他无论在经济能力还是在生理功能上都会遭到轻视，因而他不惜编造搞定了厂长夫人的故事来获取虚幻的自尊。第二和第三点显示，他极为自我中心主义，对周围的世界抱着不信任和敌意的态度，通过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来保护已经风雨飘摇的自我。并且，因为自己的处境、对世界的敌意和自我中心主义，他会把他人无意甚至是善意的话都理解成对自己的贬损。从第四点特别可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过得很“失败”，他在心理上就活不下去，因此潜意识里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正视”他。他对小学生的疯狂杀戮有两层意思:通过事件、场面对人们的心理震慑获取心理优势，同时让社会也尝尝忽略他的严重后果。

郑民生这类渴望通过“报复社会”来使自己的存在凸显的杀人狂魔，一般不会在比如吵架时这种具体情境中爆发，而一旦爆发，必然有着精心的谋划。他们也不在乎牺牲品是谁，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牺牲品是让他们感觉自己活得窝囊屈辱的世界的一部分，杀戮他们，即是报复世界本身。

认识郑民生的人感觉不解，在平时并不能看出他会变成一个杀人狂魔，甚至没有什么异常反应。这正是可怕的地方，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正常”方面存在根本性的误区:只要在工作上生活上“适应”社会，行为不偏离大多数人，就是“正常”了。事实上，那些心理健康但在行为上偏离多数人的人其实是“有病”的。

有观点认为:郑民生疯狂杀人和他没钱买房结不了婚、在世人眼中没有尊严有关。的确，一个社会越是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崇富仇穷、道德沦丧，充满失意和受挫感的人就越多，人的破坏性就越会被呼唤出来，社会就越会为此而付出更大的代价。但这更多地只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心理风险”的制造而言，即如果一个社会更公平、更给人以尊严，那么疯子、自杀者、神经症患者、被老板欺侮的打工仔报复杀人的现象将会显著减少。

然而对于郑民生这类人来说，这并不够，因为使他们成为“心理炸弹”的，除了社会不公、崇富仇穷等社会评价体系的刺激，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畸变的内心世界。只要在生活、工作中，在和他人的比较中无法如愿，在他人眼中感觉不到自己有“价值”，他们就存在着心理挫折，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避免它带给人们心理挫折的负效应。现实往往是，即使郑民生们出人头地，也不会消除他们的破坏性，只是让破坏性变换了一种方式发泄。

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认为，任何社会都得为它的制度安排、它的权力-利益秩序支付成本。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任何社会也都要无可奈何地为它的评价体系、它的人际关系模式、它对人的心理影响支付成本。而这成本多是由弱者，由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承担。八条鲜活的幼小生命就这样被一个我们身边的恶魔残忍扼杀，让人痛心不已。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