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成为杨家最温馨的时光。

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回忆过于美好，杨元元的大学同学李平（化名），始终不信她竟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杨去世后，李平找到了杨家的亲戚，给杨家留下了2000元钱。

在李平眼中，武大期间的杨元元外向而开朗。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杨元元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平时大家有事，她也会热心地帮忙。虽然杨元元大多数时间跟妈妈在一起，但母女俩跟同学的关系都不错。

2002年，杨元元大学毕业。此时她还欠着学校近4000元的费用，于是武大扣下了她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杨平平说，由于没有两证，杨元元找工作并不像其他同学那般顺利。她做过英语老师和客服代表，但一段时间后都辞了职。2005年，杨元元和几个朋友每人出资几千元，想创办一本类似《知音》的杂志，由于对媒体行业缺乏认知及对市场需求了解不足，这本杂志最终胎死腹中。之后，杨元元也去过沿海城市找工作，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武汉，靠做家教，同母亲一起摆地摊、卖鞋垫袜子维持生活。母女俩住在武大老师为他们提供的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里。

2007年，杨元元还清了助学贷款，拿回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但她没有找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继续跟母亲一起摆地摊，做家教赚钱。“每次看着她们在桂园（武大宿舍楼）摆摊，我总觉得心里发酸。”杨平平的同学puki毕业后留在武大读研，一直跟杨元元一家保持联系。他在武大论坛珞珈山水发帖回忆，他曾劝杨元元先工作，但她执意不肯，并解释说，目前的收入跟本科生相比没太大差别。

在她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的印象中，杨元元似乎一直都与母亲一起，两人同进同出同寝。杨元元也一直没有谈恋爱，望瑞玲说，女儿似乎并没有恋爱的动机，她也觉得“分分合合吵吵闹闹没多大意思”，因此并不催促。不过，母女俩在家时喜欢看湖北卫视的一档相亲节目，望瑞玲有时就会指着电视对女儿说:“你看，这个还蛮适合你的。”已是“大龄女青年”的杨元元这时就会嗔怪母亲:“瞎说！”

宿舍申请事件

在puki眼里，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家一片和睦。有时候杨平平回来，杨家就会喊上他去吃饭，一家人说说笑笑，十分亲密。在摆摊的日子里，杨元元和母亲还收养了一只流浪猫，一直喂养到她们离开武汉。这两年，随着在北大读博士的杨平平即将毕业，他们都相信，生活即将会好起来。

的确，杨家生活正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2008年，杨平平还清助学贷款，本来预计博士要延期的他，也确定在2010年7月能毕业。望瑞玲的退休金也提高了，从2000年时的400多元涨到了900多元；而七年下来，杨元元也开始“略有积蓄”。

2008年时，杨元元告诉弟弟自己想继续深造，杨平平表示支持。最终，她选择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海商法专业。作出这个选择，一是因为这个专业公费的机会较大且就业前景相当不错，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年轻时在上海工作过四年的望瑞玲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2009年4月，杨元元顺利考入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她的录取通知书，也是puki帮忙领取的—母女俩住的地方太差，根本无法收取信件。puki记得，那天杨元元很高兴，还特意留他在家吃饭。席上，三人谈论了以后到上海怎么生活，杨元元高兴地说，母亲会跟自己一起去上海读书。到时候，母亲会找一份零工，而自己会继续勤工俭学。

9月12日，望瑞玲跟着杨元元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一起住进了研究生宿舍。望瑞玲承认，她从未想过与女儿分开生活，而女儿也并未表示出厌烦，她们的计划是，与武大时代一样，向上海海事大学递交申请，为母女俩争取一间宿舍。

申请是9月16日递上去的，接受申请的辅导员吴志毅记得，这个学生很沉默地来到她面前，交上申请后一句话未说就走了。

出乎母女俩意料的是，她们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校方只承诺帮助她们在校外租房。于是，望瑞玲便在女儿宿舍里住了下来，每天杨元元上完课后就陪着母亲吃饭、散步，最后一同回到宿舍就寝。宿管员最初对母女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与杨元元同室的女生徐某搬离，校方被惊动。

校方说，徐某因为无法忍受与杨元元及其母共宿的生活，向学校递了更换宿舍的申请。但望瑞玲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徐某并没有嫌弃她们母女，还经常买吃的带给她们，并很快成为杨元元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后来，徐某发现其他宿舍有空的铺位，为了照顾她们母女，便主动搬了出去。

宿管员开始劝杨母搬出宿舍。

杨元元找到校方，再次申请分配床位，但她再次遭到了拒绝。不过，校方答应帮她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很快，吴志毅告诉杨元元，从12月份起她可以做学校网站的助理编辑，每月补贴320元。

杨元元并不甘心，她继续找学校领导协商，但次次失望而归。她们与校方的矛盾就在搬与不搬中逐渐发酵:她们开始跟宿管员有了争执，学校开始一次次地提醒她们尽快搬出去。

在这些摩擦中，杨元元的情绪逐渐崩溃。

“能省一点是一点。”杨母木然地陈述着不肯租房的理由。多年的贫困生活已使母女俩的节俭习惯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杨元元和母亲一直共用一部手机。今年4月，杨元元为了咨询相关读研事情买了一张50元的手机充值卡，但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都还没有用完里面的钱。而当这个手机放在望瑞玲身上的时候，她几乎是不用它的。每次找杨元元，她要么让老师打电话，要么让同学打电话。甚至在“直觉女儿可能出事”的那天早晨，杨母也没有动用手机拨打徐某的电话，而是走到了上海海事大学3号校门处，让保安拨通了同学的电话。

“这里跟武大不一样，来了之后就后悔了。”望瑞玲念叨着。她说，上海的物价贵，杨元元的存折上只有不到1万元的积蓄,而学校不允许她免费住学生宿舍，在校园里做“小生意”。

杨元元也很难融入到她的研究生同学中去。她的大部分同学都比她小六七岁，何况她还带着一个须臾不离的母亲。杨元元出事后，她的研究生同学能想起的印象大多如出一辙:“低调、勤奋，不太跟人交往，每次上课会坐第一排，课后会去图书馆。”

居住问题久久不能解决，母亲也逐渐发现女儿变得沉默而焦虑。以前，她们会一起看电视，看《今日说法》节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但那些天，杨元元除了上课，很少说话。

而在这之前，杨元元至少是乐观的。她递给校方的申请里这样写着:“世间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乎，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会令人畏惧，令人退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