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中国，任何时候、由任何人谈论和中医有关的问题，都会招致非议，导弹专家钱学森论及中医，又怎能免得了让一些中国人“不高兴”？钱学森对于中医的论述显然没有他“卫星上天”的成就那般令世人信服，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解读更广泛领域的科学问题。

1958年3月1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的文章，此文被视为钱学森对建筑与城市研究的肇始。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公开提出:要发扬中国园林建筑，特别是皇帝的大规模园林，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钱称之为“山水城市”。在钱学森的倡议下，1993年2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山水城市座谈会”，钱学森在为此次大会寄来的书面发言《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中说，“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山水城市不该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观”总能被应用到不同领域而推出新的理论。比如，他和年轻学者张沁文于1980 年提出了农业系统工程理论，用以分析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农业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一旦农业系统工程用到知识密集的农业产业、林业产业、草业产业、海业产业、沙业产业，定会大显身手，不但体系的组织，而且在日常生产调度上，都会显示其威力”。钱学森提出的“大农业”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的农林牧副渔，还包括虫业(即养蜂、养蚕、养蚯蚓等) 、微生物业(即利用微生物发酵搞沼气、生产饲料、生产蛋白质等)。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以他从航天技术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统科学的方法，去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似乎是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而生的，他对科学问题全方位的涉猎，在“博大”的同时，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有失“精深”。在这个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尽管让他的同胞最为他自豪的，还是他那些最为“宏大”的作品 ——震天动地的导弹、划过苍穹的卫星，但理解钱学森，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钱老晚年不寂寞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说，“钱老晚年不寂寞，因为他身边始终有蒋英”

本刊记者/李邑兰

11月1日，深秋的京城骤降大雪。这是钱学森辞世的第二日。来自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称，今年的第一场雪罕见地提前，是北京自1987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初雪。

赶来吊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念叨着，这场雪是为伟人的离去而准备的。前来吊唁的78岁的范良藻是钱学森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招收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个物理学研究生，自1958年毕业，他们已经阔别50年了。

航天大院8号院深处一栋相对独立的三层红砖小楼，是钱学森生活了50年的家，门前两侧已经摆满了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晚年卧病在床的钱学森，绝大多数时光就在这幢三层小楼里度过，除了身边的秘书和家人之外，他很少与外界直接联系。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范良藻与老师钱学森这50年间，大都是通过书信往来的。

总装备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11月1日上午已经陆续有2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自发赶来为钱老送行，这其中包括钱学森的学生、老邻居、老同事、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等。吊唁从11月1日开始，连续6天，每天早上8点半至11点半，下午1点半至5点向公众开放。

“追悼会暂定11月7日在八宝山举行，一切都由中央统一安排。”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向媒体宣布。对于钱家而言，钱学森的葬礼已不完全属于钱家，“这是国家大事。”

不写书，免得活着就后悔

“我们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啊！”今年84岁的王毅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

曾在航空航天部办公厅工作的王毅丹，是离钱学森最近的邻居。钱家所在的三层红楼共有两个单元，四单元只住钱学森一家人，三单元住着六户人家，王毅丹家是其中之一。

“钱老刚回国时，住在中关村。50 年代末搬到这里来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86 岁的老同事亓英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亓英德住在航天大院五单元，与钱学森已经做了50年的邻居，亓退休前的职务是航天工业部财政局局长。

这期间，领导曾多次动员钱学森搬家，表示会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级别给他盖一栋小楼，可他不要。上世纪90 年代，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动员钱老搬家:“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比你这老房子好。”涂元季还将已建好的小楼照片拿给他看，“您若住进这样的小楼，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学森却回答:“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从此人们再未提搬家的事。

老邻居们都对钱学森早年的状况印象深刻。家住航天大院34单元的老人刘小芳至今仍对10年前见到钱学森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每晚七点，吃完晚饭，刘小芳总爱到大院遛遛弯，“那时钱老身子还硬朗，也常出来遛弯，每次见到我们，都会主动打招呼，乐呵呵地和我们说话，非常平易近人。”她记忆中的钱学森，经常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装，绿色的军裤。

7年前，王毅丹搬到了航天大院居住，成了和钱学森离得最近的邻居，“但这并没能让我更多地了解钱老”。此时的钱学森，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出门，渐渐远离了邻居们的视线。王毅丹表示“近七八年来，我只见过钱老一两次。”

王毅丹也有遛弯的习惯，这些年每每经过钱家的时候，“窗户多是半掩着的，窗帘紧闭，看不到里面。”楼外站着两名警卫日夜守护着，“这也让我们很多邻居只能远望，而不敢登门拜访”，王毅丹说。

在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陈兆武的年轻人，7年前，他曾是钱学森家的警卫排长，但也没有进过小红楼。在他当勤的两年，只见过钱老两次，都是陪同他去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当时钱老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很好，已经瘫痪在床，吃饭喝水都要别人喂食。”

钱家从来不缺“贵客”登门。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次看望钱学森，是今年8月6日，这是温家宝近年来第四次看望钱学森。80年代中后期开始，温家宝就经常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书信往来。而此前，江泽民也曾于1995年、1996年、1999年和2000年先后四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

“每到这时，院子外就会聚集一大批人，隔着小区马路张望。”王毅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家会好奇地猜测领导们又在和钱老讨论什么重大问题。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

1950年，钱学森曾跟一个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仅见的关于钱学森的传记，是美国已故作家张纯如的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而该书在大陆几乎不可得，这就更加深了晚年钱学森在公众心目中的神秘感。

不寂寞，因为有蒋英

遛弯的时候，王毅丹偶而会听到从屋内传出的钢琴声，还时不时有爽朗的笑声，这些都像一串符号，能让邻居们联想，里面是怎样一个暖烘烘的幸福家庭。

事实上，晚年的钱学森，越来越表现出对家庭的珍视和依赖，这在儿子钱永刚的谈话中得以证实。2008年12月11日，钱学森97岁寿辰，“父亲已经基本不见什么客人了，他最高兴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那天一家四代十几口人都齐了，其中最小的重孙辈只有半岁，把小姑娘抱到钱老面前让叫‘太爷爷’，老父亲很是高兴”，钱永刚说。

对于97岁寿辰，钱学森还有些期待。比如日子还没到，他就几次主动提到，“我生日是不是快到啦？”有时还半开玩笑地问身边的人:“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钱学敏并没有第一时间获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是一位记者先告诉我的，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位76岁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另一个身份是钱学森的堂妹。

10月31日下午，钱学敏打电话给钱永刚，核实了消息。钱永刚对此的解释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也不敢告诉亲人们，他们也是年事已高”。而其时，已经很少登台讲课的钱学敏，将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的课，正是关于钱学森的复杂系统和大成智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