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日日春协会成员在抗议，呼吁除罪化，要工作权。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市数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争取工作权，要求除罪罚，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

她们的抗争，持续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

特约撰稿·林瑞珠 王芳萍、张容哲 台北报道 摄影·林瑞珠

在台北万华区龙山寺附近小巷内，几家“茶室”里，坐着不分年龄，浓妆艳抹的小姐，细肩带、小短裙、卷发，在红艳艳的灯光下，显出几分妖艳姿色，明里她们是坐台小姐，暗里全套服务。至于附近广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随意拉客，她们与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划，谈妥价钱之后就走。

自从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废娼之后，她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异样的眼光，更躲避乔装寻芳客的警察或线民。与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数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时，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复性工作者工作权。

6月 15日，台湾“行政院”门口，由14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反性剥削联盟”，正公开反对台湾“内政部”规划性交易专区的政策提案。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两名女子，突然“扑通”一声，向正在抗议的台湾女人联线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蔡宛芬赶忙捏紧手提包，当场拂袖而去。

此时，台湾媒体的“黑炮筒”架满周边。两名女子，随即相拥痛哭，并高喊:“这叫什么妇女团体？”“争取了12年回到了原点。”

花布蒙面，抗议女子，在台湾早已是一个符号。这代表着她们曾是台湾公娼，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2009年6月12日，台湾“内政部”在委托台湾学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 “行政院”人权小组会前会，决议未来将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性交易专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皆罚。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们要工作权。

公娼的抗争

台湾性产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陈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接着，依照挑软柿子原则，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台湾省娼妓管理办法”，实施公娼检验制度，同时并取缔私娼，在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对性交易“业主”及“娼妓”发放限量执照，及以划定“落日条款”，规定营业牌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时，兴盛时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瞬间打破沉默，一下子从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大众，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公娼”，应有工作的权力。

当时，主张反色情救雏妓，以及政治立场倾陈水扁的新兴妇女团体支持废公娼政策。但同时，有劳工权益意识的人士则以“性工作权”为立场，力挺公娼抗争，争取到台北市议会再给予公娼两年的“缓冲”时间，不必马上面临失业危机。

时任工伤协会秘书长的顾玉玲说，站出来支持性工作者之前，也曾犹豫甚至害怕过，因为过去大家大抵认同身体是不能贩卖的，也认同救援被迫的雏妓及妇女。但大部分的人从未想过有人自愿从娼，至于性工作者的人格尊严，更是受到漠视。

因为政党斗争，陈水扁杠上由国民党主导的台北市议会，拒绝给予公娼缓冲两年。

此种政客行为，引发了公娼展开了1年7个月的惨烈抗争。

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姊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当性工作者现身于主流媒体，通过上千条新闻，和数万名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沟通后，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实样貌，并把层次复杂的问题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