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凌 通讯员 张凤仙

今年国庆期间，王东(化名)终于回家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这是他工作近5年来，第一次回家过中秋节。

王东是云南某监狱的青年警察，与其他警察不同，他是一名艾滋病犯专管警察，一个人管理着几十名艾滋病犯人，是云南监狱系统中管理艾滋病犯人最多的警察。

9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与王东一起前往他的责任管理区。监狱大楼的4楼“特殊病犯区”牌子上笼罩着隐形的压力。

4年前，王东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这个封闭的监区。当那些患有艾滋病的犯人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王东时，他很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可是脸僵硬得一点笑都挤不出来”。

这是王东第一次接触如此多的艾滋病患者，而在此前，在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读书的他只见过两例艾滋病感染者。从监狱医院调到这一监区管理几十名艾滋病犯人，王东有些无所适从。

“突然进入到一个我不了解的人群中，我觉得很害怕，怕遭到他们的袭击。”王东说。

这不是王东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犯人中艾滋病患者增多，监管设施简陋、管理经验欠缺、改造对象复杂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管理好这些特殊犯人，让他们出狱后不再有害社会，成为目前所有监狱面临的问题。

在紧张和不安中，王东度过了他工作以来最难熬的两个月。每天早上8点，他首先到4楼去看望他所管理的服刑人员，问一问每个人的情况，并提醒他们添加衣服、不能感冒。犯人身体不舒服了，他会用手摸一摸他们的额头或身体、用这一细微的动作来告诉病犯他不害怕艾滋病。

两个月后，王东放松了，他发现，“尊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王东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每个服刑人员按姓名字母的编序标签，记录着他们的电话、身体状况、情绪和日常改造的细节。如“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家信”、“某年某月某日病了”，这样王东能了解每个人对什么事情在乎，找他们谈话时也更有针对性。记者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这样一行字:“2月7日，起床时碰破头。”王东说，艾滋病犯一旦出血，哪怕只是极小的伤口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染到血迹的污染物和伤口都会对他人形成传染，处理好细节才能防止罪犯交叉感染。

2007年12月24日，患有肺结核和艾滋病的犯人王某发病住院，他不断咳血并连续口鼻流血。擦血的纸巾很快堆满废纸篓，整个隔离病房充满了浓浓的血腥味。绝望的病犯拒绝医治，并企图自杀。

尽管内心充满恐惧，但王东仍然坐到了这个犯人的面前，守了他一个下午，终于说服他配合治疗，度过了危险期。

2008年7月，9名服刑人员在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后，因为药物反应，吃不下饭，不断呕吐。王东找来几个鸡蛋，煎得黄黄的，送到每个人的床前，总算让他们吃下。

4年来，艾滋病犯人成了王东最牵挂的人。有时外出参加培训到晚上11点，他也要回到监区看看病犯有什么情况。对于想学技能的服刑人员，王东想法找来各种书籍让他们学习，“开卷总是有益的”。大年三十，别人回家吃年夜饭了，王东还在和病犯谈话。“我担心他们因为想家而思想波动。”他说。

在他的管理下，艾滋病犯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位姓王的服刑人员说:“在我们失去自由、失去亲人的情况下，王警官比我们的亲人还亲。”另一位姓蒋的服刑人员说:“我来这4年零4个月了，能遇上王警官是我修来的福分。”

由于这份工作风险大、职业很容易暴露，王东至今没有找到女朋友。与同龄人相比，他的生活也朴素得几近简单。每天坐公交车上班，步行到监区，业余时间在图书馆度过。

曾经有他管理的病犯亲属找到他，希望办理保外就医，并许诺给现金一万元。王东谢绝了。当时病犯家属觉得不可思议:“许多人变着法子捞钱，你这个年轻警察送到手的钱都不要？”

但是对于那些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家庭特别困难的病犯，他竭尽全力办理手续，主动与监区其他警察一起把病人送回偏远山区，亲手交给家属。

4年来，王东一次次用“不离不弃”挽救着一个又一个痛苦不堪、绝望无助的艾滋病犯，而他自己却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也想过放弃，但是“责任”让他觉得卸不下这副担子。“这些患病的服刑人员内心比其他服刑人员更加扭曲和沉重，总有一天他们会结束服刑回到社会。善待他们，即使不能完全感化他们，也要让他们心存善念，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