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龙拐杖被偷后，记者帮他买了一对，他在卫生间刮了胡子，洗了脸，重新看到了希望。

孤独走在街头，郑龙很多时候不知道要去哪，但“找记者”是他最强烈的念头。

在广州流浪十多天后，郑龙一无所获，黯然回到家乡，与母亲抱头痛哭。

一个渴望出名的“跳桥者”

这几天广州最热闹的新闻便是海珠桥4月以来的第12宗“跳桥”事件:六旬老伯赖健生把讨要工程款的男子陈富超推下桥梁，致其重伤，两人都被采取刑事措施，社会为此展开激论。但我在本文中写到的，是另一个“新闻性”远不及此的“跳桥”者，茂名高州残疾农民郑龙。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袁小兵 广州报道 摄影·袁小兵

郑龙的左腿患有骨巨细胞瘤，但无钱医治，他先后4次来到广州，找过政协委员孟浩、110民警，甚至街头流浪汉，希望帮他找到媒体记者，但他的故事实在稀松平常，媒体对他不感兴趣。无奈，他仿效别人爬上海珠桥，媒体果然闻风而至，但娱乐式的报道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相反，露宿街头的他三次被盗，最后黯然回家。

4年前左腿长了骨巨细胞瘤后，高州农民郑龙对出名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尽管他得到了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但仍不够把瘤子切除。他把最后一丝希望投向了媒体。

“如果报道了，就会像以前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很多人会捐款，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可以扔掉拐杖，娶妻生子，延续家族香火，每年还养1万只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窝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像个废物，还遭受别人的歧视。”他对我这样叙说着自己的初衷。

郑龙今年30岁，高中肄业，在东莞、深圳打过4年工，做过工厂的收发员、杂工、烘干工、烫衣工。2004年因病无法工作，休养在家，除了拜师学习算命外，还喜欢在毛泽东诗词、余秋雨散文、易经学和佛学书本里寻找寄托。3个姐妹都嫁到外地，父亲因鼻咽癌去世后，神智有时不清的母亲操持着全家的所有活计。因为缺钱施肥，地上的香蕉也像主人一样长得瘦小。一台用了十多年的黑白电视机，是他了解外界的主要工具。

2005年，他花尽积蓄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但在香蕉林里的一次摔倒让他的病情恶化。2006年的一天，陷入困境的他在电视里看到省政协常委孟浩的新闻，上面还公布了他的手机和办公地点。郑龙没有打电话，怕被拒绝，直接去广州找孟浩。孟浩答应为此向省政协反映，并帮他联系了一名电视台记者，最后还给他了100元钱，用车把他送到汽车站。郑龙回去后，给那名记者打电话，对方说没有新闻性，报道不了。郑龙至今不解:“孟浩出面能解决的事情是新闻，解决不了的事情更应该是新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