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分子”杀人时在想什么？

网友评论()2014.06.01 第153期 总第153期 作者：石勇

招远血案犯罪嫌疑人张立冬接受央视采访（来源：网络）

山东招远血案曝出，瞬间即震惊中国，引发滔天愤怒。

公众的愤怒很简单：这一事件对大家的心理结构冲击太大。在大白天，仅仅因为不给别人电话号码，在麦当劳这样的公众场合，就被人残忍地活活打死，谁还有安全感？我们的心理保护启动，恐惧转化为强烈的愤怒。

对此，司法机关应该明白：详尽披露信息和对这几个凶手严惩，并不仅仅是维护基本的正义。按照康德的说法，这也是修复公众已丧失的安全感的一种“绝对命令”。

警方确定，凶手是邪教组织“全能神”的成员。我们的目光被引导到了“邪教”上。

仅以此案来说，这些“邪教分子”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已经超过了前段时间拿刀在大街上砍人的失意者、灭门案的罪犯，以及暴恐分子。他们更能击中公众心理上的软肋。

为什么？笔者认为，基于如下两点：

其一，无论砍人的失意者、灭门案的罪犯、暴恐分子多么丧心病狂，他们的行为，都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层面得到解释，即有一定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梳理出他们的心理逻辑——换言之，我们在认知和心理上可以“把握”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条件得到改变的情况下，理论上，这些人可以被“消灭”。可是，“邪教分子”残忍地杀害一个不理他们的人，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二，无论砍人的失意者、灭门案的罪犯、暴恐分子是如何地滥杀无辜，他们总有某些特定的诉求，他们的思维、行为没有完全失去“理性”的特征，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理性上，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在心理上可以防御。但邪教分子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一群用理性无法理解的人，在心理上，和我们完全处在两个世界。

那么，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

从央视记者在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张立冬的采访中，笔者可以确定，他（也可以断定其它犯罪嫌疑人）就是“邪教分子”。“恶魔”、“邪灵”这类话语，以及他的眼神，从语言—心理分析上说，就是他的自供状。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思维、行为是在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往往只习惯用头脑去理解他们的头脑，用正常人的心理去理解他们业已变态的心理结构，而不知道，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物种，其思维、行为，完全受心理结构控制。

“邪教分子”，杀人的这六个犯罪嫌疑人就是这样。

问题是，他们是如何在心理上变成另一个物种的？

我们得看一下邪教的召魂机制，以及探讨一下为什么“全能神”这类邪教，在中国何以能捕获到一些狂热的信徒。他们又何以对公共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邪教往往是某些正常宗教的极端化、变态化，意在收容社会中那些感受到其自我无力、挫败、卑污的人，并通过造魅的教义和仪式，给予造魅性的包装。而任何宗教（或某些意识形态）都要求人们一定程度上放弃一部分自我（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投入到神的怀抱中。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压力越大，越有自我的受挫感，也就越有逃避自我、甚至放弃自我的冲动，宗教的潜在信徒当然也就越多。

今日的中国正是一块宗教收罗信徒的肥沃土壤，但对宗教的警惕，使得它必须被纳入政治的控制之下，其功能是有限的。因而，正常的、理性的宗教所留出的地盘，就让位于各种地下宗教甚至邪教。而邪教的极端、变态，倒恰恰对应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人们普通具有自我的受挫甚至失败感，社会充满暴戾之气。

从这个意义上讲，信徒活在“社会”所构筑的那个世界里，痛苦和无意义，而活在宗教所构筑的世界里，似乎有精神的快乐和人生意义的救赎。因此，宗教都具有“超社会”特征，而邪教，则一步跨到了“反社会”。邪教分子更具有十足的反社会人格。

事实上，无论是现代西方还是中国，正常、理性的宗教，只是预设了信它的人会比不信的人更有精神或道德的优越感，并不企图让人们把自我全部交出去，因此信徒更多是一种精神身份。邪教则把这一点推到了极端，它要求人们放弃全部的自我，包括自由、生命和财产（编者注：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为此，它要切断一个人和社会在精神上的任何联系，完全埋葬人们的自我，包括不能用真名，包括不能和非信徒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包括信徒之间不能以社会人的方式相处。“全能神”正是如此。

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我是他最重要的、不能交出去的东西。如果交了出去，在心理上会发生什么？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说，当一个狂热信徒这样干，他就获得了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从心理保护上，这很好理解。当一个人把自我全部交给一个邪教，在心理上，会发生这两点质的变化：

其一，他会自我憎恨，但又不能允许自己意识到，于是，心理保护启动，转化为对非信徒，以及“背叛”了邪教的人的憎恨。他把自我全部交出去，相当于已经和社会签订了一个心理契约：我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弃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就是在怀疑我献身的价值，这样我将恨死你们！这种心理保护机制，恰恰由教义中的“神—恶魔”二元对立预设来表达。社会中每一个人被拉入邪教，都是在蓄积一次威胁社会的心理能量。

其二，他会找到自我感觉万能、无敌的力量。一个人如果还保有他的自我，面对这个世界，总会感觉弱小无力的。但当他把自我全部交出去，寄生在被视为万能、无敌的“神”身上，他就分沾了“神”的属性，会感觉相当强大，除神之外，一切都是可以渺视的。法律又算什么呢？

对社会、他人的恨和自我感觉有万能、无敌的力量加起来，邪教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改造就迈出了最关键的两步。

但这还没有完成。它还需要诉诸于恐惧，不能让入教的人回头。

这种恐惧正如媒体所披露的，“全能神”这类邪教，设有“护法队”殴打不愿入教或意图脱教的人。这也包括“传教”，一方面，“传教”是证明自己的“信仰”正确的手段，同时也是在解除这种恐惧：害怕自己被认为不忠诚，“信仰”不坚定。

一旦如此，“邪教分子”，也就在心理上变成了另一个物种。他的思维、行为，受到只发生在他心里面的心理逻辑的支配。

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张立冬等人要在麦当劳里去问别人电话号码，为什么当受害者吴女士说“一边玩儿去”，他们会勃然大怒、张立冬的女儿会说吴女士是“邪灵”、为什么他们看上去如此愤怒、残忍地将吴女士殴打致死。巨大的恨、恐惧，以及自我感觉万能、无敌，使这些心理上的另一个物种启动了他们的破坏性程序，并且，“不害怕法律”，“只相信神”。一个彻底败坏了自己的自我、人性的人，在特定情境中，也必毁灭别人。

笔者一贯对人性并不悲观，但对人的心理保护感到悲观。“邪教分子”的人性，是被心理保护泯灭的，而他们极难从被心理保护的控制中挣脱，还原成正常的心理结构。

在公共安全上，中国现在面临着太多的挑战。邪教问题并非新问题，但它对社会的巨大危害，在此次血案之前并不太为公众所注意。但我们真的必须注意。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狠。

笔者去年旧作《世界越来越狠，但完全可以战胜》里，曾详细地分析了各种宗教极端分子、失意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这些“狠人”的心理特征及防御办法。很可惜，遗漏了暴力恐怖分子和邪教分子。在这里，补充分析一下对邪教分子的识别和防御。

注意眼睛：任何邪教分子，其眼神是阴沉+直勾勾的，那是恨意和自我感觉有强大力量，以及和世界只是单一的关系的折射；

注意表情：任何邪教分子，其表情是僵硬的，并不丰富，那是“虔诚”的表现，丰富的表情会把他还原成社会人，他在内心里要阻止自己这么做；

注意语言：任何邪教分子，其语言是夹杂得有“教义语言”的，绝不是完全世俗化的口语，那是他们在内心里牢记自己“信仰”的标志。语言是他们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是对他们的出卖；

注意和你打交道的内容：任何邪教分子，和非信徒打交道，只可能是和“传教”有关。

如果你发现，你碰到的人，其表情满足了其中的二项以上，保持足够的心理防御吧，尽可能不说话，不要做出些行为去刺激他、她或他们，能躲多远躲多元，同时，别忘了寻找机会赶紧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