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溺事件背后的群体荣誉感之争

网友评论()2014.04.24 第132期 总第132期 作者：郑东阳

冲突现场

一名内地小孩在香港公共场所便溺的事件引发了新一轮两地网友和舆论论战。从香港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到反双非限购奶粉，从香港网民在报上登广告暗讽内地游客为“蝗虫”，到2014年春节后的“灭蝗”行动，两地矛盾越来越深。

最早这样的论战会发生以下两个节点：一，重点节假日，比如圣诞或者国庆期间，千万人次大陆客涌入香港，奶粉和奢侈品被抢购引发普通香港市民或香港媒体不满，甚至有蝗虫论等过激言论发生；二、特区政府出台有关自由行或者限购奶粉、内地孕妇赴港产子、双非儿童政策时。

但如今，任何一则涉及到大陆人、香港人这样的标签的新闻都会引发论战。比如去年10月，一名在香港求学的内地学生因车祸身亡，再如今年年初，香港电视台对专访大陆游客如何看待蝗虫论时，大陆游客称“没有内地游客来香港消费，香港人吃什么”，两个事件都引发了论战，各种声音，对逝者的祈福、围绕“蝗虫论”的争论、当事人及司机的责任、内地生身份、大陆游客过于傲慢无知都成为讨论重点。

早在去年12月，一位香港母亲在丢弃自己已经死去的婴儿时，为避免责罚，她找到一个让许多香港人笃信的理由——她好心帮助两个操着内地口音的年轻人指路，转眼发现婴儿车里的孩子丢了。事后，警方的调查替那两个压根不存在的内地人贩子洗清了罪名。若不是警方破案速度较快，我猜想，这个事件的各种元素更适合成为两地网友发泄的导火线。

争论从节点变成孤立事件证明两地矛盾已经升级到一点就着的地步，而且参与争论的双方似乎有意在寻找这样的导火索。

此次事件中，公共场所、便溺、内地游客，这些关键字足以引发舆论战争，对互相不满的双方都会视为极好的机会。而对媒体来说，这也是拉流量的兴奋剂，何况方便可以以小见大，很高上大地谈论该话题。比如可以讨论这一事件是否是两地文明发展程度不同产生的冲突，和以往内地游客在国外古迹上刻字、不排队等事件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行为人是儿童，存在巨大争议，这样的道德位阶讨论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本应该就此结束。但因为发生在香港，两地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偏见，有了陆港矛盾这一背景因素，香港人、大陆人这样的标签就会放大，进而“蝗虫论”和“恩主论”又一次抬头，“蝗虫”和“白眼狼”之间互相责骂也在所难免。

政治学和大众传播学里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或许会很好解释这种现象——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在互联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体两面”效应会被放大，许多人也许本身对此事提不起兴趣，类似事件因被贴上了地域歧视、香港、大陆人的标签，似乎变成了群体荣誉之争，于是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反之那些本来很冷静客观的一方，也许会因无人理会或担心被群起而攻之，保持沉默，使得已经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群体荣誉之争”会让许多理性的声音被掩盖。搜索了相关新闻的评论，几乎没有网友在讨论事件本身，类似“大家都不用去香港，那么个弹丸之地有什么值得看的？还有那些嚣张的所谓港人，不过是一群井底之蛙，也无须去理会”、“把（供港）东江水停供一个月试试吧”等评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然，事件若只是“群体荣誉之争”，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因为地域之间的歧视和矛盾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尤其是在文化、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哪怕是在国内，一线城市的排外言论的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亚于部分香港人。比如有一些北京本地人称外地人为“外地X”，比蝗虫难听许多。歧视是不会消失的，哪怕两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倒挂，也会有“曾经的优越感”，比如在恒大等中超俱乐部新闻后的评论里，关注赛事本身的球迷远比称广东人为猴子的北方俱乐部球迷少许多，虽然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许多北方省份，而“猴子”的称谓背后的优越感来源于歧视者自认为是“中原正统”。甚至一个地区内部，不同县市内部都会互相“歧视”，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福建闽南地区的文化评论，因为赞美了厦门人的温和和城市美丽程度，在微博上被许多泉州的网友称为“泉奸”。

真正可怕的是两地媒体的有的放矢。如个别的两地媒体，一旦类似事件发生后，就会选择讨好矛盾的一方，类似《规定内地访香港人数，好自私动议》等新闻对缓解矛盾没有任何好处。尤其两地有许多人几乎没有任何常识，至今，依然有许多内地人认为“自由行”是中央送给香港的一份大礼，而大陆供港农产品似乎像是白送的一样，供港农产品质量好是大陆“特供”给香港，这样的“恩主论”背后或许有潜移默化的宣传因素，但缺乏基本的政经常识也不容忽视。而“蝗虫论”背后，为何会有如此激进的声音将政治的问题延伸到民间，将这种偏见拓展到对大陆游客和普通民众的仇恨之上？也值得思考。在香港或者台湾地区，各种因素影响下，已经形成了难解的偏见，如何面对经济下滑、如何走出愤怒和恐慌、如何不让普世价值、法治与文明变得扭曲和出现行为偏差，变得很惆怅且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