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占领“立法院” 台式民主怎么了？

网友评论()2014.03.18 第123期 总第123期 作者：郑东阳

台湾学生毁损“立法院”牌匾（来源：网络）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我在台北观选。我可以感受得到年轻人对政治的不感冒。这让许多大陆朋友感到困惑。我的学弟马军彼时正在台北读硕士，他身边有许多台湾同学甚至不明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是怎么回事，大陆学生马军扮演了解答者的角色。他们喜欢的那些简单的小情歌，没有罗大佑充满社会关怀的愤怒，而是讨论什么叫美丽、什么叫丑陋、什么叫疏离……对他们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政治。

台湾学生们为什么要占领“立法院”？

两年后，他们占领了“立法院”，并向马英九通牒，底牌已掀——退回与大陆签订的服务贸易协议，并承诺永远不启动谈判。至此，这个已经在台湾“立法院”躺了近八个月的议题达到了高潮。各路人马开始搭顺风车，21日，民进党发动包围“立法院”行动，各大要员全部到齐。一些艺人也开始力挺学生，张口必谈“民主”。而亲国民党的舆论则在一味强调签订服贸协议的必要性、普及经济全球化的常识。

服贸议题已演变成鸡同鸭讲的罗生门，挺服贸的、反服贸的，几无交集空间。一张台湾网友制作的漫画将这种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机器猫》的主人公大雄的老师问他，如果我给你90元，你再去跟胖虎拿10元，你一共有多少钱？大雄回答0元。老师大怒，“你根本就不懂数学。”大雄反击，“你根本不懂胖虎。”

在大陆社交媒体世界里，这个事件也开始发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平常十分热爱台湾的朋友，曾不断思考台湾制度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是当下的大陆可以作为镜鉴的，以至于我们常被调侃为“台湾五毛党”。

但此次服贸风波却让人极为失望，资深媒体人段宇宏甚至把那些占领“立法院”的学生称为“绿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只懂得民进党说这是卖台，要是尊重法律和程序，在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指数排在全球第22位的民主政体里，还会去干出冲砸民选议会机构、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丢脸，让大陆愤青兴奋至极的事吗？”

为什么学生们要占领“立法院”？

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诉求：第一，质疑程序不正义。不少力挺服贸的人认为，政府已沟通、宣传了八个月，该说的话、该开的公听会，全用尽全力，是反服贸的人没听进去、也不想听。反服贸者则反驳，马英九政府决策过程黑箱，暗自做了坏事却企图想逃避。

第二，对服贸协议进行逐条分析，认为台湾吃亏了。

第三，则是“逢中必反”，在facebook上流传着许多不靠谱到令人发指的谣言，一堆台湾朋友惊恐的讨论大陆人蜂拥移民台湾的恐怖后果，比如一张大陆海报，上面写着花4.8万元即可移居台湾，加剧了许多人的恐慌。

最后则是跟风发泄对现状不满者及职业抗议者，如在抗议场合里，还出现了宅男女神“鸡排妹”郑家纯。身穿白色短裙的“鸡排妹”爬梯子翻过“立法院”围墙，进入议场声援学生，吸引到不少媒体镜头。学生们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和了解服贸协议不得而知，但这些三线艺人和部分年轻人正在成为职业“抗议家”，吸引眼球是其最大的目的。

与全球其他地区抗议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各种运动相比，台湾的抗议活动极为容易失去焦点，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利弊俨然已经变成一个假议题。这当然和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有关，欧美等国家的两个政党之间的分歧更多是政策的左右、保守与自由、效率与公平之争，而台湾过去选举的焦点一直是“统独”之争。

台湾民众渴望与大陆的良好关系所带来的和平和繁荣，但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得到和平与繁荣，而改变现状。但北京的立场无法动摇，北京的影响也是无法回避。因惧怕北京的影响，许多台湾人本能希望与北京的接触越少越好。

“台式民主”怎么了？

撇开大陆因素，单纯看此事件还是可以对台式民主的弊端窥知一二。

政党轮替常态化，两颗子弹等阴影早已远去，为何在马英九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会爆发如此多的抗议事件？国民党人在解严后，曾进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受到党内保守派的影响，当年，改革派认为，直选符合民意，而且美国式“总统制”正成为所有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保守派则坚持孙中山的“五权体制”，认为国民大会不能废除，反对“总统”直接选举，过去的“总统、内阁混合制”可以有效制衡权力。

最后台湾确定的选举制度成为各方妥协的结果，为了满足老国民党人“以党领政”、延缓执政生命的需求，孙中山独创的五院制度被保留，“总统”也被允许直选。因此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被称为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

权责不清，加上两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也造成“立法院”内的政党协商极为困难，同时这也影响了文官体制的运作。在台湾，官员分为“政务官”与文官，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行政与政治的划分，政务官随着领导人及“行政院院长”任期结束下台，而“部会”里的常务次长文官以下则不受选举影响，是铁饭碗。理论上，文官既然效忠于纳税人，一个经过民意、选票洗礼的政府上台，命运受其摆布也合情合理合法。

但因为蓝绿对立，一些专业的文官因为被怀疑是“前朝遗臣”得不到重用，文官成了政治分赃的遮羞布，拿文官交换政治利益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如2008年马英九一上台，时任“行政院长”刘兆玄将象征着文官最高官衔的“行政院副秘书长”陈美伶平调至消保会担任秘书长，此举被认为是忌惮陈长期在扁政府任职，颜色较绿，陈美伶最终也选择了“退休”来结束自己的文官生涯。因为顾忌文官体系的弊端就因噎废食，反而助长“小圈子”的封闭决策。

这导致整个文官体系都学到“别给老板惹麻烦，自己就不会招麻烦”的现象。美国牛肉风波、反对核四风波、洪仲丘案、两岸事务谈判，文官体制明显失灵，大多数具体执行的官员担心惹麻烦的状况，既然政务官们已经给了底线，一切行为就只要服从该底线，别节外生枝。当年，陈水扁以终止国统会挑衅北京，而对马英九来说，缺乏专业判断的“国安”、两岸决策对台湾整体利益带来的创伤将是永久性的。

同样因为蓝绿立场的对立，每当有公共议题爆发时，许多政治人物，尤其是反对党的政治人物会出现“精英的偏差行为”。这个名词源于美国社会学者David R. Simon同名学术著作，近年来屡次被台湾研究者提及。Simon指出，许多国家的统治菁英愈来愈“高度的不道德”，这不是指他们的私德，而是指他们对公共事务欠缺了“公德上的敏感”，每当问题发生，他们就会去制造一个“虚假的阵线”（False Front），好像他和人民站在一边，但事实则是透过扭曲、遮盖、欺瞒等种种方式，将问题往他意图的方向牵动。这乃是现代极普遍的“政治操纵模式”。

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

台湾近年来了陷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对许多台湾年轻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停滞期，各种泡沫的崩裂，失业率上升，“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与他们的父辈最大不同是：他们生下来，就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对他们而言，民主不是作战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满意时的一记“否定”。他们不信任权威，也不信任经济学者，更不信任当局，甚至对自己都缺乏自信。当“精英偏差行为”遇到这样一群年轻人，造成了渭分明的对立，并非简单有无常识的区别，它真实呈现了民主发展尚未成熟的集体不信任感。

因为民主正在进行时，台湾官方不会做出过激行为，但对学生占领“立法院”如何定性也将是难题。英国《经济学人》大篇幅报导此事，认为马政府能够容忍学生占领立法院这么多天，实在是高度地不寻常(highly unusual)。

年轻人们终将撤离议场，他们喊出了“这是我们的民主，而我们还会回来”的诉求。也许他们的行为有聚焦的作用，让人注意到三权分立体制内，代议制纵令有失灵现象，它的矫正方法也不可能是一群自称充满理想的学生占领民选议会，并对议会谆谆教诲，教民意代表应该怎么做。

比学生们更为可怕的是企图搭便车者，透过事件牟取一丝政治利益的政治精英。他们试图将年轻人们视为盟友，但未来也很可能是自己的恶梦。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正是来自于一群狂热的群众。如果说极权主义需要运动来维持，那么群众就是被运动的对象，即使运动声势浩大，但群众永远都是群众运动的客体。

而对于远在大陆围观者来说，台湾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就像专栏作家贾葭在《有意义的他者》一文中写到，“我一味在寻找台湾对于大陆的意义，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大陆人对台湾的意义——让他们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位台湾学界的前辈，把这个总结为“有意义的他者”。简单说，即从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会。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讽刺。

（编者注：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