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分治政府”可行吗？

网友评论()2014.05.29 第150期 总第150期 作者：郑东阳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马英九执政时期核心幕僚、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等人27日呼吁，用“大一中”架构取代“一中”原则，两岸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识决处理双方关切的事务，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

处理两岸问题五原则”共同联署人除了施明德、苏起外，还包括海基会前董事长洪奇昌、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陆委会前主委陈明通、“外交部前部长”程建人、淡江陆研所所长张五岳等七人，背景横跨蓝绿及民间学者。

但横跨蓝绿并不意味着这七人的提议能够成为共识。国民党和民进党仅只表示尊重“民间提议”，然后表达了既有的立场，即国民党认同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民进党则表达了“台湾未来的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来决定，这才是社会最大的共识”。与此同时，大陆官方的回应也给这个提议泼了一盆冷水，国台办重申了九二共识、反台独是两岸政治基础，探索化解两岸政治分歧的意见也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为什么横跨蓝绿的七个重量级政治人物和学者的提议会遭各方不待见？现在是探索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最好时机吗？

两岸官方如何定位彼此关系？

在两岸对立时期，经过彼此内部不断修正，北京和台北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和解决方案都形成了既有立场。北京的目标从未变过，即统一，只是在统一方式上，从武力统一慢慢过渡到和平统一。今天，虽然“和平统一”较少被提及，但在北京的话语体系里，与台北进行白手套式的经济协议谈判等接触都在践行“和平统一”的方针。目标确定后，北京还提出了解决方案，“一国两制”，并以香港和澳门为试点。由于“和平统一”是漫长的过程，北京认为“相信两岸中国人的智慧”，终将解决政治分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可以接受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可以进行各种对话，执政党对执政党，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准官方接触，国台办与陆委会负责人互称官衔等等。

台北方面，因为两个政党在对地区主权归属、前途有较大的争议，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两岸关系定位。基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南京时期修订的“宪法”，国民党执政期间，当局以其为基础，认为两岸之间起码有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民进党执政期间，虽然领导人经常抛出“一边一国”等两岸关系定位描述，但都未曾真正挑战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没能真正实现“法理台独”，两岸关系虽然跌到谷底，只有窗户纸还未捅破，仍不至于兵戎相见。

若观察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前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台北方面也曾发生较大的变化。两蒋执政时期，台北的两岸关系主线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反攻大陆。1991年，李登辉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时任陆委会副主委的马英九，作了一个题为《终止动员戡乱后对中共及两岸关系之定位》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及于大陆全境的立场不改变，但仍然坚持“现阶段我政府与中共政府不作政治性、实质性接触”。比较重大的调整则是放弃以“戡乱”方式统一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再视中共为当然的“叛乱团体”，同时将中共定位为“实际控制大陆地区之敌对政权”。两岸以海协会海基会的名义接触后，敌对二字淡化。近年来马英九提出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只不过是国民党执政期间的台湾官方一贯态度的总结而已。

随着海峡两岸两个经济与政治实体的力量此消彼长及台湾本土意识的不断增强，两岸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不管北京如何放低姿态，哪怕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互称官衔，“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及行政规划上以省的名义存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同样，不管台北如何不折腾，蓝绿两党的两岸政策都倾向于保持现状，且这种保持现状是因为北京过于强大，以及无法承受改变现状造成的国际秩序变动的影响。只不过对现状的定义，两党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

当然，在过去数十年实际的接触中，两岸也曾互相“抬价”。先是彼此解读一个中国的定义，“汉贼不能两立”、鹰派占主导思维时，大陆曾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台湾则回应以“阶段性的两个中国”。后来李登辉干脆提出“两国论”，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尽管在官方文件上，仍然以“大陆当局”、“中共当局”以及“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国民党当局”相称，但对于两岸方政治关系的定位双方皆只是不断重申既有观点。2008年来，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两岸之间的接触遵循的是“九二共识”，但对同一个“九二共识”，双方也在“各自表述”，争议被很默契的搁置。

定位政治关系很重要吗？

大陆涉台研究南派泰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先生曾于2009年1月在《凤凰周刊》发表文章称，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有第二句话是：“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陈教授认为，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是相对应的，是商谈对象，自然是平等关系。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承认“台湾当局”的存在，并且准备以台湾当局为对象进行谈判。换言之，当时讲的“一个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内。这是当年大陆方面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

为此陈教授认为，所谓政治关系，应当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经过这些年的“折腾”，已经成为一个难题。站在北京的立场，“在国家尚未统一前的政治关系”，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特殊情况下的关系，并非终极定位。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要符合两岸人民利益，只要双方可以接受，先给予“阶段性的定位”也是可取的。

那么施明德等人提出的“两岸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识决处理双方关切的事务”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是否可以视为“阶段性定位”？台湾《联合报》认为，北京的“一国两制”，马政府的“一中各表”，及绿营的“一边一国”都发生撞墙现象；究其原委，是这三个政党因政治现实或意识形态而自我或相互捆绑，使得两岸的解决方案始终陷于纠缠之中，而不能反映人民利益。因此该报积极评价对施明德等人的提议，认为施明德等人只是说出了三党“不肯说”、“不敢说”或“不能说”的话。

施明德等人的提议自然可以视为“阶段性定位”。只不过这个提议吃力不讨好，无法被各方所接纳。

马英九执政六年，两岸关系的改善让其2012年成功连任，但也因为近期台湾民意对其两岸关系政策上的不满，民调跌倒谷底，反服贸运动让其十分尴尬。马英九当前最想做的事情时在APEC上能与习近平会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而不是提出两岸关系定位。北京一再表示APEC等国际场合不合适，但能在国际场合与大陆领导人会面已经成为马英九最大的“单恋”，每次接受媒体专访就要提一次。马英九也时常批评民进党人“外交”上的失败，以及不如他那样获得较多与大陆“对等”交流的机会。

民进党更不可能接受“大一中”框架，虽然2016年，该党有很大的机会胜选，但短期内民进党很难提出相应的两岸关系政策，各何况是“两岸关系定位”。民进党的党纲中其实已经有了定位，但毕竟只是党纲，基于外界的压力，也不可能将党纲付诸于实现。

至于大陆方面，“大一中架构”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是有矛盾的，大陆不能接受两个政府放在一起并存。而且北京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后，几乎不提及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这样的字眼。无论是“江八条”还是“胡六点”，亦或是习近平在今年2月会见连战时发表的讲话，在对台方面主要诉求对象是台湾平民百姓，回避“当局”概念，诉求主题则是“经济与生活”。探讨两岸政治关系并不是北京目前想做的事情，学界可以讨论，但离提上日程还很远。

在台湾陆委会王郁琦访问南京时，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与其互称官衔。不得不承认，站在北京的立场，有条件承认陆委会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但一个局部不需要使用引号的主委也显示，大陆官方一直希望两岸尽快进行政治性协商，但更多在姿态上释出善意。台湾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两岸交流日益频繁的现实让北京认为“统一”之路变得越来越近，但也让一个更为真实、可以接触的台湾展现在大陆青年人面前，尽管台湾没想像中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