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地方政府，寄希望于更高级别的政府

乐清事件受到关注之后，民众便要求上级政府展开调查。当地政府作为嫌疑人，确有回避的必要。但是在温州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后，公众还是不相信。这时候，有人开始呼吁更高级别的调查。此类事件中，对更高级别的调查期待和信任是一种常见逻辑。这同“访民逻辑”有共通之处：寄希望于更高级别的人插手，即用更高级别的权力限制权力，结果依然是权力的膨胀。

不信官方，信“为民说话”的媒体

在某报纸的报道中，找到了一名目击证人——李海燕，报道中写道：“李海燕称，被掐住脖子后，钱云会有点昏迷。她曾上前好心劝阻，却被人一把推开，她只好怯怯地缓步离去。但当她回望之际，‘一辆停在五六米远的卡车慢慢地开过来，三个人推着他背过去的双手，将脖子推向车轮下’。”这篇报道没有遵循媒体报道所需要的三个消息来源同时指向一点的原则，仅仅根据一个消息来源便对事实做了判断。但是这篇不严谨的报道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大部分是对这篇报道的赞扬，认为媒体终于出来说了实话。[详细]

媒体在中国一直处境尴尬。随着媒体逐渐走上商业化道路，盈利成了首要任务。在商人眼中顾客都是上帝，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是准则，于是新闻这种特殊的商品也成了迎合大众心理的东西。同时，在制度监督缺位的情况下，舆论监督得以上位。所谓的“上访不如上网”，一个事件媒体化之后便不一样了。公众对这种监督抱有极大的期待，但今天的媒体是否已经专业到承受这种期待？或者说，这种期待是否是媒体可以承受的？

相信独立的民间调查：躲猫猫事件“网友调查团”之后的“公民调查团”

2009年，青年李荞明在看守所突然死亡，警方公布其是因玩“躲猫猫”游戏而致死。中国第一个网友调查团赴看守所探寻事件真相，却铩羽而归，真相并未大白。更想不到的是，网民们将争议矛头对准了调查团这些质疑案件的网民代表，反成遭质疑的对象。

此次乐清事件中，组成了“公民调查团”。据称，有三组公民独立调查团前往乐清，第一组由于建嵘领衔，包括笑蜀和赵晓等，第二组由王小山带领众多网友，第三组是法学博士项宏峰律师和屠夫等人。有人对此事发出质疑：“所谓‘独立调查’是很难实现的。来自官方的调查是为了平息事端，来自媒体的调查是为了写文章卖钱，基于网络的‘独立调查’是为了满足预设立场的网络民意，三方都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换句话说，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编出来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但是，在现有情况下，这确是一种制衡权力的手段，只是在“网友调查团”失败的前车之鉴下，不知能走多远。[详细]

流言止于智者：用独立理性取代偏听偏信

乐清事件中，自打照片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舆论便一边倒。拆迁、上访、农民、惨烈的死状，和极具煽动性的描述，同情和愤怒迅速占领大脑，这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也是应有的感情。但是，接下来却需要用常识来想想这件事。如果按照最初的帖子而言，五个人按住钱云会并让车压过，这种高难度动作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再用常识想想，如果你想杀死一个人，需要用这种最笨的方式吗？但绝大数人还是一口咬定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因为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强势者对于弱势者，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分是非，只分立场”，这是很多人容易犯下的错误，同时是一种懒惰。只需选择一方，便无条件相信这一方，世界变得如此简单。但世界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也没有绝对的善和恶。不相信没错，但不能没有独立审慎的态度。微博上，当很多人一次又一次点下“转发”按钮的时候，潘石屹的话引人深思：“从@洪晃ilook 的微博上看到那张‘钱云会’死在车轮下的照片时起，我就一直关注着钱云会案件，半夜起来都要看看。但我不知道哪些微博该转发？”

信任源于公开：政府应证明自己的清白取信于民

“谋杀论”的深层根源，其实远不在这些疑点或反常，而在不少民众早已倾向于认为，这个敢于对抗政府且拥有很高民意支持的前村长是很可能被谋杀的。这样的逻辑推理，才合乎一些民众对于当下维权生态的“了然”。这两三年来，让我们“了然”的维权人命运包括：有人因维权被劳教，有人因维权被判刑，有人因维权被活埋，有人因维权被精神病，更多人因维权而被逼自焚或自残……这是民众对政府的了解。

如果政府的确是清白的，便需要通过信息公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一件事发生时，应该让媒体自由报道，而不是封锁消息；应该主动公开信息，而不是捂住不放。一个事情的信息越少，越显得神秘，谣言也越有市场。这在SARS事件中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佐证。一个透明的政府才是可信任的政府，而不是躲在帷幕背后的黑影重重。[详细]

社会需要共同的信仰：用法律输送正义

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目的，更因为完备的程序设计，使得这里成为纠纷和争议的最终解决场所。因此，对司法的信仰尤其重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在今天的中国，司法现状不容乐观。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屡屡出现，公众也渐渐失去对司法的信心。问题总需要解决，行政手段往往最直接最高效，但追求公平正义不是它的本能。民间协商也往往因为争议过大而相持不下，不可或缺的最终管道还是法律。

律师陈有西说：“法治的进步不能靠恩赐，也不能靠机遇，它是深思熟虑的行动和顽强不息的奋争，推动法治建设的是一次次理性负责的公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