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仪式的历史比孔子还早

商周时期的就有祭祀先师的释奠礼，那时候还没有孔子，孔子死后，也享受家人、学生和鲁哀公的释奠。荀子《礼论》把“礼”最核心的内容归结为“天地”“先祖”“君师”三项，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上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释奠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孔子后人及弟子常常演奏古乐舞以释奠先师。官方祭孔始于公元前478 年鲁哀公立孔子故宅为庙，下令祭孔；而皇帝祭孔则始于汉高祖刘邦，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由于当时是将孔子当作先圣先师，所以沿用的是作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的释奠礼，从此，祭孔大典升为国之大祭。

祭孔乐舞的形成过程

祭孔乐舞是孔庙祭祀大典的专用乐舞，以乐、歌、舞配合于礼，是孔庙释奠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乐舞仅限于如“国祭”、“丁祭”等重大祭孔大典时使用。古代祭孔乐舞所用音乐的曲谱、宫调和舞蹈的舞谱图示均有皇帝审定钦颁，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

关于祭孔乐舞的形成可概括为十个字：乐源韶，舞因夏，诗隋牛蔡。“韶”即虞舜时代的《韶乐》。祭孔乐舞使用八音之乐，若八音齐备则为大雅之乐，缺一不可。“夏”即夏禹时代的《大夏》之舞，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虽然唐代曾有祭祀用武舞的记载，但自明朝至今，祭孔大典一直使用文舞。“诗隋牛蔡”是指祭孔乐舞的歌诗由隋朝制乐官牛弘和蔡徵撰写，并被沿用至今。然而，自古礼不相沿、乐不相袭，大凡改朝换代，必有制礼作乐。因此，历代制定的祭孔乐舞均有所不同。

基本礼制源自上古，变化不大

与乐谱的变换相比，乐舞在礼制上的讲究却变化不大。《左传•隐公五年》曾对舞蹈与等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说明：“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古时天子祭太庙用八佾，诸侯宗庙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凡舞皆排成方阵，所以八佾八八用六十四人，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佾舞分文舞和武舞，是最高级别的祭礼舞。因明代祭孔乐舞为六佾舞，所以清代早期继承了明代祭孔乐舞规制，使用六佾。

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封号会有些变化，祭孔的等级有时也略有微调。总体上，祭孔多以诸侯宗庙之礼——六佾舞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曲阜、建水等地官方组织的公祭，也都是行六佾之礼。不过历史上曾在唐开元二十八年和清光绪三十二年将祭孔升级为大祀，佾舞随改为八佾，将孔子地位与天地等同，由此确认孔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民国时期的祭孔现代化：以时间为中心

1913年6月，袁世凯颁布了“尊孔祀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放之四海而皆准”。9月17日，教育部电告各省，将旧历8月27日即后人推算的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一日，师生在校内行礼。1914 年初，由政治会议议决，仍在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由大总统主持，在京师文庙举行“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等与祭天一律。同年8月，政事堂礼制厅拟定并颁布了《祀孔典礼》。9月28日(恰逢仲秋月的上丁日)，袁氏亲临祭孔，行三跪九叩之礼。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各地的官学孔庙按照前清惯例照行春秋释奠礼。南京政府成立后，1928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颁布了第169号训令，宣布“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训令发出之后，遭到文人以及军界的强烈反对。复古派乘机改造祭孔，建议要将孔子和孙中山放在一起祭祀。迫于舆论压力，南京政府于1929年批准将每年旧历的8月27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各界可自行举行纪念演讲活动。

1934 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出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诞纪念日”改至西历的8月27 日，由政府出面主办纪念活动。1939年，蒋介石政府又将教师节移到“孔诞纪念日”这一天。并将纪念孔子就和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合并在了一起。

驱魅化的香港孔教

香港地处在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自1842年始受英国殖民统治，传统文化资源并不丰富。但文化的交融碰撞又促使了文化意识的觉醒。康有为门徒陈焕章1912年曾在上海创办“孔教会”，任总干事。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自任院长。后几任院长传承有序，先后将孔教学院改组为慈善组织，并创立了中小学。1978年，第四任院长黄允畋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

孔教目前虽取得了宗教地位，但平日并无实质宗教活动。会长汤恩佳与注重孔教的教化而非其超越性和宗教性。孔教的不信鬼神，成为汤恩佳作为孔教中人的自豪。汤将“宗教”解释为“祖宗教侮”，“孔子系中国的万世师表、教育宗师，他的教义是人力可为的宗教，有别于玄之又玄、‘莫测高深’人力不可为的宗教。世人有下意识的忽略，只将‘莫浏高深’的宗教作为宗教。其实二者均可称为宗教， 但双方的教义有别，希望世人日后改变这个下意识的忽略。”

在香港找到明确的孔教信徒很难，每年也没有盛大的祭孔仪式。近年来，只有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的“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暨孔子诞辰2558年大型系列活动”，不过这次“祭孔盛典”是10月7日举行的。

传承有序的台湾孔教

与香港不同，即便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的祭孔也有模有样。从1931年到1935年，台北孔庙每年的祭孔典礼都由台北州知事担任主祭，其中4年都有日本总督来上香，一些分献官的职务也由日本人担任。1952 年，蒋介石根据台湾当地的传统，把当时中国民国规定孔子的“生日”从公历的8月27日改至9月28日。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第四年参加祭孔。两次在台北市孔庙，一次在台南市孔庙。开台湾地区领导人祭孔先河。

1968年，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期间，有感于象征中华文化传统的祭孔大典各个方面都有较大失真的现状，蒋介石又于2月22日手谕，强调应注重对孔庙雅乐、祭孔乐器、舞蹈、服装等的制作与研究，以恢复古有礼乐之基础。同年9月10日，由内政部，台湾省民政厅、教育厅，台北市民政局、教育局，孔德成奉祀官和专家庄本立，孔庙捐建人后裔辜伟甫等组成的“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成立，由中山博物院院长蒋復璁任主任委员。

儒教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

1980年任继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提到：

中国文化确实有好传统，像奋发有为、刚毅顽强、吃苦耐劳、不畏强暴，这都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并非来自儒教，甚至是反儒教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都照儒教的规范行事，那就要脱离生产，轻视劳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神龛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虔诚礼拜，终日静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将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

总之，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什么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教的地位，就没有现代化的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我们只能沿着“五四”时代早已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向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前进，更不能退回到“五四”以前老路上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摸透和研究儒教，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添材料

1997年任继愈给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做序，这时候对儒教的态度相比17年前已经180度大转弯：

我们正面临开放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我们有吸收外来有价值的文化充实自己的优良传统；又有固步自封的保守习惯。民族文化瑰宝钻附着污垢。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先要清理好我们古老的地基。我们长期封闭，一旦接触到先后涌来的五光十色的外来文化，难免应接不暇。对中国自己的古老文化，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审慎评估。

“五四”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唯独对影响中华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儒教，没有认真清理，以致有许多本来可以找到说明的道理，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不研究儒教，就无法正确认识古代和当前的中国社会。

思想体系都是一个民族全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道教没有成为国教。道教影响也很深远，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即使在它极盛的时期，势力还不及佛教，更不能与宋明以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比。只有摸透儒教的存在这个事实，进而充分研究儒教的许多分支部门，才能有效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增添一些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