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需要什么样的副中心？

北京的城市病是单一中心造成的，单一副中心会重蹈覆辙

事实上，北京出现城市病已经很多年了，搜索有关“寻找副中心”的报道，最早也可以追溯到10年前。城市病的出现不仅与北京通过行政手段垄断了过量的资源有关，更与这个城市落后的城市规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是在1949年之后以莫斯科为蓝本确定的，呈“单中心”、“同心圆”式向外扩展，也就是俗称的“摊大饼”。

这种模式使得政治、商业、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近乎所有的城市核心功能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内。北京二环内分布着有20多个中央部级机关，100多个局级机关以及北京市250多个市属单位；有王府井、西单、前门等多个商业中心；有故宫、北海公园等旅游景点。即使出了二环，北京市确立的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CBD、金融街、中关村、奥林匹克中心区都在中心城区。

而这种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仅仅依靠疏散部分职能，而且在北京市看来，还是部分行政单位和低端产业，是不可能达到缓解城市病的目的的。单中心城市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潮汐客流，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北京工作日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CBD、金融街、中关村这些不可能疏散出去的产业区。而从客流量上来说，想要达到理想状态，北京恐怕需要让中心城区的人口减少一半。

而作为点对点的疏散地，承担北京部分职能，尤其是行政职能或许也只是“看上去很美”。以近两个月传言最凶的保定市为例，“副中心”或许只是传言，但是房价上涨可是实打实的。就算传言成实，作为地级市的保定又如何与迁入的更高级别的中央机关相处，将是下一个面临的难题。这正是，“没有大城市的命，偏得了大城市的病”。

所以，真正靠谱的或许是“首都圈规划”

所以，要解决北京的城市问题，在不对北京市的城市结构有一个大改动的情况下，指望点对点的建立一个政治副中心，恐怕结果只会两败俱伤。而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单中心”的特大型城市因为日益突出的城市病，一般都会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特征。

芝加哥大学著名地理学家C.D.哈里斯和E.L.厄尔曼提出的多核心理论推动了城市空间格局的转变与调整。他认为，大城市不是围绕单一核心发展起来，而是逐步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伴随城市郊区化，逐步形成郊区的副中心以及城市外围的卫星城。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莫斯科等大城市都经历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其中以东京副中心的建设和首都圈的规划最为著名。

东京曾三次实施“副中心”战略，截止到目前一共有7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即使所在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也承担了东京作为国际城市的部分职能。理想的城市规划下，“产-住”应当是一体的，但现实不可能会如此完美，仍然会产生长距离的通勤客流，但是副中心一方面会使这种客流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将单方向的客流平衡为双方向，避免全城潮汐客流的出现。

但京津冀一体化提出十年了，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中国也并非没有建立“首都圈”的规划和设想，最近热门的“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的2004年。然而，在这提出的十年里，一体化的动作非但不大，反而北京与周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同样作为中国经济的三极，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完全落后了。

与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水平虽然也在增长，但相对缓慢，河北省的人均GDP水平甚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这与长三角的差距巨大。正在长三角快速积聚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长三角人均和地均GDP分别是京津冀的1.43倍和2.19倍。无论按人口平均，还是按土地面积平均，长三角经济圈都是经济产出效率或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而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差距似乎要更明显一些。长三角除了上海这个龙头外，还有苏州、无锡、常州、杭州……一系列二三线城市作为腹地并形成互补，地域发达程度也在全国名列前茅；而珠三角除了广州、深圳之外，中小城市更是不枚胜举，甚至有着更为明确的分工。而回到京津冀地区，除了天津勉强可以跟北京唱下双城记，河北省的不少城市都形成了“环京贫困带”，并且产业分工极其混乱，全河北省都在上马钢厂，也为这一地区的雾霾做出了不少贡献。

抛开北京的“虹吸效应”，从各方心态也可窥见一斑

不可否认，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现状，与北京对周边资源的过度汲取和垄断不无关系。北京的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强化了的中心城市的“磁力”作用，资源要素不断向核心聚集，对周围区域形成“虹吸效应”。“虹吸效应”又导致“马太效应”突出，中心城区与周边的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拉大，周边失去了对产业的吸引力和培育力，区域经济就陷入了举步维艰。除此之外，京津冀三地在一体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同心态，亦可以窥见其工程之艰难。

先来说北京，以今天的新闻为例，北京第一批外迁的207家公司全部为“三高一低”企业，即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而从2013年底北京开始提出控制人口目标开始，就不断地强调要将“低端产业”迁出。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了，北京没有也不会有一个共同发展的心态，双方巨大的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北京看待河北就如同高富帅看待屌丝，把我吃剩的、玩腻的泔水赏给你。

而对于河北来说，类似的产业转移在10年前就经历过一次，当初北京把污染最重的企业首钢转移到了河北，而这也是河北钢厂遍地的开始。而现在，河北的野心就不止于此了。自从京津冀一体化开始推进后，据公开媒体的报道，除了盛传过一次保定政治副中心之外，河北省尤其是相关市的领导主要目标就是京、冀交通一体化，不止一次提出将北京地铁引入河北。引入地铁对于承接产业转移未必有什么效果，但是有一个效果是明显的，那就是卖地，打造新的睡城。如果一地行政长官只把心思放在卖地上，又能指望这地方有多大的发展呢？

而天津似乎是三方中最淡定的，一方面同为直辖市，多少有点本钱，尤其是滨海新区的建设，使得天津未必一定要从北京那里讨到些什么；另一方面，天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显现，一些互联网企业为降低成本已经主动将部分业务搬至天津。

政府权力在其中仍是主导，而不是疏导

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空喊十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权力进入市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在同一个省级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其地区之间的合作，主要由于香港经济的辐射，深圳、珠海和广州三角的拉动，然后还有东莞、中山等几个小虎的竞争。这样的内部竞争、集体向外的动力机制，使该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长三角地区，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一海独大，但已形成了经济增长体，而其他地区的经济与其形成互补，在经济的长期互补过程中，解决了受权力制约的问题。

京津冀地区，一向是地方权力竞争远远超过经济竞争。北京经济虽然发达，但却十分虚弱。支撑其经济的金融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完全动不得的。所以，他只能也只愿意向河北、天津转移“低端产业”。由于权力竞争的介入，京津冀地区域经济的竞争机制不畅，流动不充沛，从而没有形成平面结构，而是形成立体结构，权力人为进入打了个楔子。

其结果往往与权力的设想大相径庭

按照权力的理想状态，北京如同富人区的花园一般，这里没有批发市场，没有菜市场，没有煎饼果子，也没有鸡蛋灌饼……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专题中已经无数次的强调过，这种理想化的空中楼阁是不存在的，城市在运行过程中一定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的首要职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打造一个唯美却无用的花园。

比如，北京市认定的低端产业并且执意要迁出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任何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商业一定是产生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而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里，两条路相交的十字路口一定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所以商业一般会发源于此。如果将这种活跃的商业搬迁到一个并没有多少人的郊外，这并不会吸引原有的顾客来到这里，他们会寻找新的替代品，而这就是原有商业衰败的开始。

而北京市想要借助这种产业的转移实现人口的调控则更是异想天开。低端产业相对自由，对个体的附着力并不强，个体完全可以脱离既有的生活，或者重新在这个城市里寻找新的机会，而不必随之迁移。而所谓调控人口增长，第一，控制得了吗，显然不行。第二，强制调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口总是要流动，产业发展不可能光要高端人口，没有低端人口就难以形成合理的产业生态。显然也不行。

首都圈之路：权力竞争必须让位于经济竞争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调难度比较大。京津冀地区，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京津冀关系与珠三角、长三角不同，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三地四方”的关系。第四方是指能量无限大的中央政府，北京是一身二任，既是一个独立的直辖市，又是中央所在地，客观上造成了北京是这一区域的超级存在或超级主体。

地区定位和身份的这种客观上不平等的区域关系，既模糊了京津冀关系的界限，不知道北京什么时候代表中央，什么时候代表北京市，又阻断了京津冀三方解决问题的市场通道。

根本改变的办法是建立和打造标准化政府、服务型政府。比如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实行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将来全国都应该这样。同时各地方政府可在其授权范围内进行其他政策方面的竞争，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充分释放市场的力量，从而保证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当中主要还是为了充分释放个人的力量，这是基于人的发展，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社会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