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保证了GDP增长

现行政治制度恰恰保证了GDP增长

凤凰网：崔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意见、看法？

崔鹤鸣：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很多人说，政治改革滞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辨析一下。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在这，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目标就归结为GDP增长，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政治制度恰恰保证了这个GDP增长。

实际上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非常高，甚至比做公司的还高。从消极角度说，政府这35年从土地上拿到了几十万亿。如果不是这个政治制度，几十万亿政府也拿不到。

几十万亿当拿不当拿，那么多的钱应该如何分配，那是另一个问题。再比如环境的透支，自然资源滥采都和我们这个政治制度有关系，所以恰恰是这个所谓滞后了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反而让我们的GDP增长很快。

从另一个角度看，果我们不是着眼于GDP这个单一指标，经济增长这个单一指标，把更公平的分配，更合理的资源开发，更好的保护环境、恢复环境等等，这些东西都加上去，把它都算在经济发展的应有内容中，我们这个政治制度就有问题。

这35年为什么现在造成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如此严重的水污染？如此严重的土壤污染？如此严重的垃圾问题？如此严重的资源这问题那问题、人们的健康问题、煤炭的黑煤窑问题……等等太多了。根子在政府，根子不在市场，或者说主要在政府，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于市场。从这个角度说，拿经济发展做标准，你这个体制有问题。

现在呢？到了2012年、2013年、2014年，仅仅用GDP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也有问题了，就是10%左右的增长速度维持不了，而且掉头往下，近乎一年比一年要低。

张木生：下行空间嘛。

崔鹤鸣：往下走，往下走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上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我是这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35年形成的体制最根本的特征叫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这么概括，政府主导市场经济。

政府有五只粗壮的胳膊直接干预经济

崔鹤鸣：政府有五只手，有两只手是作为政府应该有的，一个是经济宏观调控之手，一个是作为政府的行政职能。但还有三只手，一只手是极其庞大的国有企业；再一只手就是所有的资源，特别是生产要素意义上的资源在政府手里，政府直接分配；第三只手政府直接经营自己的行政区，每一级、每一个地方的政府，它的行为模式非常像公司，非常忙，一天到晚请客、送礼。

过去是人家给政府送礼，这些年政府反而给商家送礼，给商家请客，非常忙。政府直接就像一个公司在活动，这是一只手。所以整个这五只手，五只手哪只手都非常粗，没一只手是弱的。

它直接把自己的行政区作为经营对象，所谓经营城市也是这么个提法，也是把你管的这块地方、这批人口当成经营对象，直接就是公司在运作。副市长、副书记们就是董事会或者总经理办公会，这只手也很不正常。

但是从另一面说，它的确是前些年经济增长一大要素，即政府直接下场踢球。现在给我们经济增长机制造成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说是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投资、出口、进出口的净额，就是内需。其实最有活力的马车就是投资，包括我们这么大的一块出口，很大程度上也是投资造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挤出来的。

凤凰网：最近收紧地方债，投资的规模也会有很大的收缩吧？

张木生：2013年年底和今年1月份看，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一点都没稳健，规模更大，今年1月份就比去年又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几。

崔鹤鸣：特别这几年，几乎经济学界都公认了，不管你哪一派，中国经济增长的头一匹马就是投资，而且远比那两匹马要有力得多，这匹马一旦歇了劲儿，那两匹马也得趴窝。而这匹马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政府的土地财政支撑，政府土地财政是社会投资的领头羊，投资拉动根本问题就是政府这五条胳膊太粗了，这叫投资拉动。现在难以为继了，慢慢的往下软着陆，真的不排除硬着陆的可能。这就出问题了。哪怕你仅仅说GDP这个单一指标，你的体制也有问题，而且这个体制是政治体制，是你政府有五条胳膊，政府直接下场踢球，当然你政府同时也是裁判员了。

所以你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不改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还能不能继续，这就明摆着，你不改政府，不改国企，你的经济增长都不能继续，还不要说经济发展，你这35年就损失了多少东西，现在就都得还账、环境还账不知道要还多少。

凤凰网：就是说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的绩效合法性，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执政党继续维持他的执政正当性的话，还得依靠改革红利，尤其是政改，才有可能向比较平稳的好的方向往上走，能这样总结吗？

崔鹤鸣：现在反过来就是，这个形势是政治改革是应该怎么搞的问题，而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当然现在这个三中全会六十条，实际上很多内容涉及到了，这35年广义地说，其实也有很多的政治改革。